我的“师爷爷”

洪洞移民

 

我的“师爷爷”

   我管孙剑云叫“师爷爷”，这个称呼的由来还得从我的爷爷谈起。

    我爷爷雷师墨(1889—1964，字师墨，讳观群)是大清银行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一辈子服务于中国银行。年轻的时候身体肥胖达220／斤，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掌印秘书，总裁在三楼，他在二楼，每天要上一层楼给总裁送用印的文件，只上一层楼中间还要歇两次。后来别人劝他锻炼身体，不然有瘫痪的危险。当时没有别的体育运动，只有武术，于是30岁时拜在当时最负盛名的孙禄堂先生门下。我爷爷刚开始练拳时，因为太胖，只教了一个三体式，他就每天站，整整站了一年。据说每天练完后，地下都是一滩水，一年后体重减了70斤。从此更是信心大增，每日习拳不辍，到我记事时就完全是一个瘦老头了。

    拜师之后，我爷爷对老师崇拜至极，不仅向老师学拳术，连老师的生活习惯都全盘接收。比如，据我所看到的，爷爷每天洗脸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用一个半高的小凳(比平常坐人的要矮)，上放深兜的洗脸

  盆，内放满满的开水，老爷子脱光膀子，骑马蹲裆式一站，把胡子放在热水里连蒸带烫，等水的温度能下手了．再洗头洗脸擦身。以我的估算， 前前后后总要半小时以上，马步蹲 住纹丝不动，洗完之后还要用小梳子把胡子细细梳理后，全部“课程” 才能结束。据说这整个程序是原封不动“克隆”老师的。

    由于我爷爷生性忠厚耿直，又对老师尊崇备至，所以后来孙家的许多事情，特别是财务上的事情就都交给他来办。其中让他最得意的一件事，也是让孙剑云和我们家70年交厚的原因之一，是他主持了孙氏一门的分家。他在中国银行工作，当时的中国银行规定内部员工的存款利率要高于外部，所以孙老先生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以我爷

爷的名字存入中国银行，全部存款有近5万元大洋。到孙老先生和张氏老夫人去世，我爷爷主持孙家分家，有人主张应分四份，三子一女(三子：焕文、焕章、焕敏，一女：剑云)各房得一份。而我爷爷则提出应分五份，因为“老姑娘(注：父母兄嫂对孙剑云的称呼)还没出嫁，应单提出一份给她做嫁妆，这事老师虽不在，有我做主，大家如同意则罢，如不同意，这笔钱我雷师墨不签字谁也取不出来”。在他的坚持下，按他的方案分了家。这件事后，我爷爷就一直照护着这个小师妹，在辗转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处，乃至抗战时随中国银行总行撤退到重庆，我奶奶和七个子女他一个也没有带，却把小师妹带着，而且还把她也介绍进了中国银行工作。

    我第一次见孙剑云是在我三岁时，由北京去上海见爷爷，孙剑云虽住在银行宿舍，但整天都在我爷爷家里，见了面后让我叫她“师爷爷”，当时小，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叫，及至稍大点后，曾问过我妈妈，她明明是女的，而且不老，为什么要叫爷爷?我妈说因为她没结婚，不能叫奶奶，她的辈分高，也不能叫阿姨、姑姑什么的，所以就得叫爷爷。至于师是什么意思，我只以为她姓师，后来才弄清楚这里面的因果。我的哥哥们都尊称她孙师爷，只有我叫师爷爷，大概是因为我当时太小的缘故，从此这也就成了我的专利，再没有第二人这样称呼。

    1950年我爷爷退休回到北京，住在南新华街，臧家桥胡同口往南，孙剑云也跟着回了北京，仍住中国银行宿舍，是银行包的一家旅馆，就在李铁拐斜街，离我们家极近，走路不要5分钟，所以她基本上仍是整天在我们家。那时我已经开始有记性了，天天在家里都能看到她。我爷爷的朋友多，武术界的、梨园界的、书画界的居多，甚至与潭柘寺的方丈也有交情，我们家后院的一棵银杏树就是潭柘寺的方丈送的。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谈话范围极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来了梨园界的朋友时就一起唱戏，以昆曲居多。我记得有个叫尚和玉的老人，又高又胖，我一给他开门，问他“你找谁”，他总是拿着把大扇子指点着我说“找你爷爷”。后来方知，他是极有名的一位昆曲演员。人少比较清静的时候，他们师兄妹二人常常推推手，极柔和，极缓慢，有时还闭着眼，我那时小，还以为他们睡着了。也有大活大动的时候，那就是在走大捋时，满屋子飞旋，我被放在桌子上看，好让屋里空间大些，当时不懂，后来自己也练拳了，才体会出那里面的滋味，现在闭起眼睛回味，都觉得是一种享受。他们也练剑，一般都是对剑，应该是八卦剑吧，就在屋子里，人随剑走，左旋右转，进进退退，粘连黏随，

两个人再加两把剑，也分不清哪是人哪是剑，在不大的房间里还游刃 有余，从来没有碰到过桌案上的器物。现在看许多人练剑，都是人抡着剑走，人是人，剑是剑，意境上毕竟差了许多。后来我长大了，也没少看她练八卦变剑，虽然是风采依然、轻灵飘逸、人剑合～，让人叹为观止，但可惜已经没有了对手，难免有些曲高和寡、孤独寂寞的意味了。有时天气好，他们也会在院子里抖一抖白蜡杆，我家有两根一丈五左右的白蜡杆，韧性极好，头部可以抖成车轮般大小的圆圈，通体油光锃亮，呈暗红褐色，他们常常是站成三体式，做拦、拿、扎的基本动作。有时也两人对着练，和对剑不一样，对剑是谁也不碰到谁，而对枪则两根杆碰得“砰砰”响，据说是有意识地较一较力。有日寸也在院子里用剑点牡丹花叶子，先是站在原地，找一片固定的叶子，用剑点，然后就走着点，转着八卦步，来来回回地转着点，每次都点在同一片上，当然，那片叶子肯定是体无完肤了。我长大后也试着点过花叶子，才发现，要想把叶子点破，还真不容易，因为它是软的，握剑的方法不对，或手指手腕上没有劲力，没有连点带刺带挑的劲儿，和把握分寸的脆劲儿，就不成。现在看很多人舞剑都是大把抓，和耍大刀差不多，实在是连握剑的基本手法都不对。

    因为师爷爷常年在我们家来往，所以我家所有人都和她极熟，她也从来没有摆过架子，以长辈自居，而是极随和，极平易近人，极幽默风趣，所以我的父母和那些叔叔大爷姑姑们都和她没大没小，成天说笑打闹，凑在一起就笑声不断。我母亲比她小三岁，曾趁她午睡时在她脸上用毛笔画过眼镜，她也不恼。直到晚年，她们俩还有时提起此事，相对大笑不止。我爷爷也偶尔和她开个玩笑。我印象中她只和我爷爷闹过一次别扭(据说是因为劝她和她二哥和好)，不过别扭得也挺有意思。她只是不理我爷爷，和我奶奶和其他人都照说不误。我爷爷也不在意，该怎样就怎样，有时非传达信息不可了，就找个子女来，说“去，告诉你师姑……”云云。我爷爷与孙存周和孙剑云兄妹关系都好，若换别人，夹在他们的矛盾中则难免“说项依刘我大难”了，而我爷爷因从来都处事公正无偏，所以和双方同时保持良好关系几十年，也能泰然处之。孙存周有时来我家，我的父辈叫他“二叔”，让我叫“二师爷”，总带着个墨镜，说话也极风趣，他和我爷爷年岁差不多，很谈得来。我爷爷也时常到北海公园和他练练拳，聊聊天，我不上学时偶尔也带我去。可惜他们相继去世，前后只差一年。

    大约在1956年，忽然说师爷爷要结婚了，我还小，毫无概念，只听说她的许多师兄都不赞成，说那个人有病，但她自己却执意看上了．后来听说，那人各方面都不错，人长得漂亮，多才多艺，文学、戏曲、乐器．样样通，昆曲尤其好，而师爷爷自己的昆曲就唱得极好，这大概也是她满意的原因之一。因为结婚，有相当一段时间没见到她，她结婚时也没有大办，她的师兄们她都没有请，因为和我母亲关系好，在婚后于西城西四附近寓所曾单独请过我父母一次，我因事没去，是我父母带我弟弟去的。听我母亲说，那人和那人的母亲都在，很热情，是把我父母当作娘家人招待的。又过了不到～年，忽然有一天晚上，她来到我家，我已经睡

下了，没有起来，躺在床上看到她和我妈边哭边说(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她哭，以后即使在文革中极端艰难时也再没有见到她哭过)，原话记不得了，大意是那人真的有病，在与她结婚前已经有两次婚姻，一个死了，一个坚决离了婚，在新婚之夜才知道，那人根本就不能行房，而且发展到心理上的对女人的恐惧症。我依稀记得师爷爷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做个名义上的夫妻，精神上的夫妻总可以吧，这他也不成，只要我一挨近他，他就浑身打哆嗦，总得在桌子的两边分开坐下才好。白天在外边好人一个，晚上一回房就开始哆嗦。你说这可怎么办?”总之，这段不幸的婚姻后来是了结了。此后她就一个人单住，直到文革前，一直是以在誊印社刻写蜡版为生。当时没有电脑，单位里除了正式的文件要用老式的中文打字机打(比手写还慢)，其他都用刻写蜡版油印．所以刻蜡版的活还挺多。她有深厚的书法和绘画功底，刻起蜡版来可说得心应手，其速度和质量都是上乘，所以生活还过得去。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文革。文革中，誊印社解散了，她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断绝了，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到来了。

    也可能有人要问，分家的时候她不是一人得了两份吗，何至于要靠刻蜡版为生呢?这就要从两方面说起了。一方面，她本人的性格所致，一生轻财好义，不善聚集，孙家长房里有几个侄子是靠她的接济才抚养成人的，这花去了她将近一半的钱。另一半按说也不在少数，但经历了抗战的八年动乱，和国民党政府强迫将银圆兑换成金圆券，随后就是大幅贬值，她存在中国银行的钱几乎就荡然无存了，所以到了解

放时她实际上已经是个“无产阶级”了。解放后，她本是在中国银行总行工作的，但后来把她调到哈尔滨去工作，这是否带有某种贬谪的意思，现在不得而知了。她不愿去那人生地不熟的苦寒之地，就辞职了。考虑到她20年来一直是在师兄们的呵护之下，此时不愿做天涯孤旅也是很正常的。后来还有一个去国家体委武术处工作的机会，她仍然没有去。这次的理由是，李天骥已经在体委武术处了，而李天骥是她的师侄，将来不好相处。对于她的这个决定，许多年之后她也曾后悔过，她曾对我说：“当初我要是去了体委武术处，推广简化太极拳时就会按照孙 式太极拳去编了，那么现在全国的人就都是在练孙式太极拳了”。我问 道：“李天骥不是您的师侄吗，怎么 不练孙式呢?”她告诉我是因为李天 骥的父亲李玉林是练杨式太极拳 的，后来带艺投师拜的老先生，可是教自己的儿子还是杨式，李天骥教 自己的子侄也还是杨式。据师爷爷 自己讲，在整个孙氏拳的发展过程 中，曾经有两次重大的错失良机，第 一次是陈微明办“至柔拳社”，陈是 老先生早年的弟子，前清的进士、翰 林，以文人习武，对孙老先生和孙氏拳极为热爱，有感于以磕头拜师的方式来推广拳术实在速度太慢，就在上海创办了“至柔拳社”，要以新的方法推广孙氏拳孙老先生对此也很赞许，就在庆祝成立的宴会上，孙存周先生对陈微明说了一句玩笑话：“你们文人都来教拳了，将来我们练拳的就没有饭吃了。”这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话，放在别人身上也就会一笑置之，而陈微明是个极认真的人，他说：“我不能让我师弟因为我而没有饭吃。”当天就转拜了杨澄甫学杨式太极拳，以后在“至柔拳社”里只教杨式，自己练仍练孙式。至柔拳社前后培养出了几千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如赵朴初等。这是孙氏拳的一次重大损失。第二次就是50年代初的这一次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和李天骥的关系倒也始终很好，李天骥对这个师姑始终也是尊崇有礼，时不时地就接她去家里住些日子，此是后话。总之，从此她再也没有从事过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更不要说出任公职了。这应该说是一个缺憾，对她晚年的一些思想方法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

    她虽然没有到体委去工作，但作为武术名家还是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历届的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的武术比赛她出任过多次的裁判长。据她自己讲是因为得到了父亲的余荫，我觉得不尽然。余荫固然是有的，但她本人的个人素质和文化水平之高在武术界也是罕见的。据我爷爷说，她小时侯除了上学外，家里聘请了多个老师做家教，俱为当世名流，有的是老先生的学生，有的是朋友，也有重金礼聘的，教国文，教

英文，教书法，教绘画，教古琴等等。她的书法老师同时在教冯玉祥，她本人就曾和冯玉祥一起在中南海里写过字。她的国画老师之一是周元亮，但我没有见过她画山水花鸟，只见过她画工笔仕女，极具灵气，清丽脱俗，大有吴光宇之风。只不过她画得很慢，一丝不苟，光开一个脸就要三天。这里还有一段轶事：当她生活最困难时，街道介绍她去给宫灯厂画灯面，画一个有一毛钱的报酬．可是她老人家一天也没有画出一个来，等终于画完拿给厂里看时，人家说：“您画得太细致了，你这是艺术品，我们要的是商品，用不着这么细。”她说：“商品我不会，我学的就是这么画，改不了。”于是就作罢。她的书法墨宝留下来的不多，钢笔的手稿信函便条签名倒有一些，她的字毫无脂粉气，倒是有一些剑气，足见其功底。她的师兄中书法好的大有人在，在她的屋中曾经挂过一幅没有下款的条幅，抬头是“剑云师妹芳辰”，内容是一首五言绝句：“昔年双五月，今岁两端阳，遥祝兰闺寿，分酬敬贺觞。”一笔绝对漂亮的怀素体，现在的所谓书法家中能写成这样的也没有几个。我奇怪为什么无下款，她告诉我．写这个字的人是她的师兄，叫姜怀素，此人是上海青帮中的重要人物，也是青帮中少有的文人，地位仅次于黄金荣、杜月笙．曾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市市长而不做的。解放时留了下来没有去台湾，当被新政府问到为什么不走，是不

是留下来有什么任务时，他说“国民党杀共产党，共产党杀国民党，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杀我我无话可说。我不走是因为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老小，我不能丢下他们一个人走，我是走不了才留下，能走我是肯定走的，任务是没有的。”这样，便也没有动他。到了1959年，一个外国高僧到上海开道场说法，请姜怀素帮忙多召集些人来听，于是他便向徒子徒孙们打了个招呼，一下子来了几千人。过后不久，当局以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罪将其法办了。师爷爷说实在舍不得毁掉他的字，又害怕受追究，只好把下款裁掉，保留了条幅。

    除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外，师爷爷的语言天才也是公认的。她从小走南闯北去了不少地方，不论到南方还是北方，她都很快就能听懂

方言并能学上来，在平常的聊天中，聊到什么地方了，她就会用什么地方的话说几句。她的语言天才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即席讲话的本领。不论什么场合，不论面对着什么人，多少人，她都能侃侃而谈、条分缕析、引经据典、滴水不漏，特别是她从不参加政治学习，却总能把时兴的词汇用得恰到好处。

    用多才多艺来形容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除了武术外，她的文学、书法、绘画的造诣也广为人知，其实她的烹饪、缝纫剪裁也都极精妙，即使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到了她的手里，也会让人余味三日。记得有一次我和她比赛包馄饨，每人50个皮，看谁先完成。我自认为已经够快了，紧张地手忙脚乱，埋头快包，而她边说笑边干，不但馄饨个个肚圆翅尖，有模有样，并且摆放得整整齐齐，最后还是比我快8个，让我心服口服。她做丝绵衣服也是一绝，把丝绵抖松絮匀很不容易，即使是专业裁缝也不是人人都会的。她的昆曲也唱得很地道，有时高兴，会在屋内来回走着哼上一段，据说当年曾参加过北平的昆曲社，著名古琴家管平湖、管伯义兄弟都在其中。(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