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拳体用全书郑序释疑 - 朱殿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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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台湾《太极拳杂志》 第196期2011年8月1日出版)

《太极拳体用全书》在初版时的原名为《太极拳体用全书第一集》，著者是杨澄甫宗师，但太极拳界都知道此书是郑曼青先生为杨师代笔的。郑氏在书中〈郑序〉一文，概略地记述了当时研习太极拳的起因及拜师杨澄甫的经过。〈郑序〉之言：「庚午(即1930年)春，岳(郑氏原名岳，字曼青)因创办中国文艺学院，操劳过度，甚至咯血，因复与同事赵仲博、叶大密研习斯术。」近年来，这几句话被叶大密的后辈门生宣扬；江澜先生以二水居士笔名，在大陆网站上撰文，断言郑氏当年在上海武当太极拳社曾向叶大密学习太极拳、刀剑、对剑等艺共八年，并自我推算郑氏与杨澄甫老师相处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还宣称郑氏抵台后，对此过从是忌讳尤深。对这些别有用心、但与事实不符的报导，笔者为正视听，曾修文『回应二水居士“台湾一周的流光记忆”一文有关郑曼青的记述』，此文承蒙刊登于台湾《太极拳杂志》第192期及中国大陆的网志，引起了叶系太极拳网友们的热烈回应，包括了江澜在其网站上的回函，除了仍坚持己见外，江氏又在网站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议题，即认为郑曼青在《太极拳体用全书第一集》的〈郑序〉一文中之「秋翁介岳，执赘于门」一节，若非笔误，其“赘”字是不是能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上门女婿”？还是濮秋丞先生对郑氏真实有此意思的表示？倘若是郑氏误“贽”为“赘” ；那么，郑氏所拜的老师，就应该是濮秋丞了。

看来，许多中国大陆的拳友们似乎对郑曼青从学于杨澄甫老师的情形、时期及杨氏在沪居住的时间仍然认知不清，现又加上了对〈郑序〉中“赘”字的误解。既然有这样的悬题长久存在，笔者亦乐意藉此机会，针对这些议题，在中国大陆的网志上作了详细的答覆。除了就实论事，阐释一些前辈们所经历的事实，澄清一些无中生有的误会，也希望能帮助中国大陆的网友及拳友们，对郑曼青有进一步的认识。何况郑、叶两位前辈生前曾同时悬壶于沪及研习太极拳，对太极拳的推广都曾有过巨大的贡献，皆为我辈楷模。现笔者将最近的这些答复重新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郑序〉中之错字86年迄未更正

《太极拳体用全书第一集》线装本自1934年2月在上海首版发行后，多年来又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现了七种不同的版本【注一】。譬如，第二版本是杨守中先生于1948年在香港交由上海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承印的，那时杨守中将首版钱名山先生署写书名中的“第一集”三个字删除了，其再版书名《太极拳体用全书》题写者改为欧阳驹先生。第三至第六版本陆续于1957年至1993年在中国大陆发行。第七版本是台北的逸文出版有限公司在2001年5月及2004年3月翻印的，并以杨澄甫的头照作为封面。这些再版书中〈郑序〉一文：「秋翁介岳，执赘于门」之句，86年来未曾有过更正，那么这个“赘” 字，究竟是为“贽” 字的笔误或是如江氏所说的是另有别意呢？

概一般人手写文字的时候，除非有特殊原因，少有书写工整的楷书。郑曼青先生当年在写序文时，想必亦是如此，甚至于可能行草并用，遂导致手民误认、误植，而校对者又失误(当然也有可能是郑氏笔误)。因为“贽”、“赘”这两个字从字形上看来非常近似，容易混淆；但从词义上来说，两者绝不相同。古人相见，必手执物以表诚敬，所执之物谓之“贽”，且执贽之礼早已不限于初次的拜见。而从来学生拜师是用“执贽”并没有用“执赘”的，因为“赘”是入赘于人，为人子婿。但郑氏是拜杨澄甫为师，所以是“执贽”而非“执赘”。《太极拳体用全书第一集》首版中有此失误，以后的再版本，是照原版翻印，自然就一路错到底了；何况以郑氏的学识修养，何至于会铸此大错？而「秋翁介岳，执赘(贽)于门」这两句话，明眼人看了上下文，当然能想到“执赘”为“执贽”之误了，且郑氏实际是拜杨澄甫为师，濮秋丞只是个介绍人。笔者曾为这个字请教过罗邦桢老师，罗老师亦认为“赘” 字是“贽” 字之误。

二.  郑曼青为代笔人而非校者

路迪民先生在《杨式太极拳三谱汇真》一书有云：「1932年，由郑公主笔，在《太极拳使用法》的基础上为杨澄甫先师整理《太极拳体用全书》。【注二】」笔者根据资料，认为郑氏当年可能没有参与《太极拳体用全书第一集》的样书校对及印刷的工作，现提出下列事实供大家参考：

1. 由钱名山题签的《太极拳体用全书第一集》首版本，虽盖有字迹清晰的杨澄甫方形私章，但仅印署“著者广平杨澄甫，校者吴江黄景华”，两者中间印迹较浅的“永嘉郑曼青”字样为书成后用红色印泥补盖加上的。显然郑氏当初整理杨澄甫的口述原稿，手写完成之后，可能没有参与样书校对的工作，否则此书正式印刷品的版权页上，怎会没有署上“永嘉郑曼青”之名？自然，郑氏也不知晓在排印的过程中，序文中之“贽”字被误植为“赘” 字。

2. 谈到校对之事，《太极拳体用全书第一集》出版后所附加的“勘误表”就列有36处字误，而其中第一个字误就是〈郑序〉第三列之“强”字被误为“疆”字，即“又曰柔弱胜刚疆”一句，应改为“又曰柔弱胜刚强”。郑氏当初手写的可能是“彊”字，因“彊”与“强”是同字，但排版时“彊”字被误植为“疆”，这和“贽”字被误为“赘”的情形是相同的。后来，天津古籍书店在1989年7月根据“1934年2月首版”影印的《太极拳体用全书第一集》发行第五个版本所附加的“勘误表”中又新列出4处错字，但该版本删去了郑曼青的〈郑序〉。可是在台湾发行的第七版本仍未查出“赘”字之误，可见校对之难。所以1934年《太极拳体用全书第一集》首版付印时，以至第七次的再版书，百密一疏，仍有〈郑序〉文中将“赘” 字代“贽” 字之误。

3. 瞿世镜先生在『杨氏太极在上海』一文中云：「恩师黄景华………协助郑曼青师伯笔录《太极拳体用全书》并负校对之责」。其又在『杨门弟子素描』一文中有此叙述：「《体用全书》不但由曼青师伯与景华师二人笔录，到大东书局校对勘误等杂务，亦均由景华师奔走代劳」。瞿氏在另文『《太极拳体用全书》谜底何在？』谓：「大东书局送来之样书错误百出………将曼青师伯大名遗漏，不得不用红色印泥为其加盖印章。【注三】」而路迪民先生在2008年的『“太极拳体用全书”版本考证』一文则称：「赵斌、傅钟文老师都说，协助杨澄甫先师整理《太极拳体用全书》的是郑曼青，傅钟文老师是跑腿的，负责联系印刷等事务。」从瞿氏及路氏诸文中可知郑曼青当时写完原稿后，并没有参与首版校对、勘误、联络印刷等工作，否则〈郑序〉文中就不会有“贽”字误为“赘”字了。另外，路氏又在『《太极拳体用全书》版本考证』一文中对杨守中在香港发行第二版本的经过有此说明：「再版的过程很简单，原书的铜版在上海傅钟文处存放，杨振铭给傅钟文写信要版，傅钟文将铜版寄往广州，这是我亲自听傅老师说的。」而杨守中在再版本的版权页上，将郑氏与黄景华两人并列为校者；显然，杨先生并不了解此书初版时的校对情况。所以路文中有如下的进一步解释：「到1948年再版时，可能杨振铭(守中)先生又觉得把郑曼青与杨澄甫并列为“著者”也不妥，于是把郑曼青和黄景华并列为“校者” 。 」

郑曼青当年专心为杨师编写《太极拳体用全书第一集》，完稿后未参与琐碎的出版杂务，书首的〈郑序〉文中被留有一个字误，86年后竟被有心人蓄意误导。希望经过此文之讨论后，今后的《太极拳体用全书》再版本，能更正此一错误。

又此书后的版权页上遗漏了“永嘉郑曼青”的疏忽，近年来引起了更多的争论。因在“样本”的版权页上所列的校者是永嘉郑曼青，但在“正本”中校者被改为吴江黄景华，而郑曼青的名字却被遗漏了，当时不得不用红色印泥为郑氏加盖印章。此事究竟是上海大东书局之疏忽或是其他的人为错误，在近几年中国大陆的杂志及网站上有过激烈的议论。2010年11月在台北举行的第八届杨式太极拳名家论坛暨郑曼青110岁诞辰纪念大会上，来自上海的傅钟文、黄景华、濮冰如、叶大密等门生弟子们为了此事兴起了激烈辩论；看样子，这项争论又会延伸到2011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九届杨式太极拳名家论坛。这张版权页早已不存在于1957年后翻印的第三至第七版的《太极拳体用全书》，那么杨家的后代弟子们，也不必再持续着这项口舌之争了。

三.  郑曼青首晤杨澄甫应在拜师入门的前两年

笔者认为江澜先生宣称郑曼青与杨澄甫老师相处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是毫无根据之言，其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散布此不实之言不知有何用心？至于郑曼青从学于杨澄甫的年限，及在沪相处的时期有多久，只要弄清楚了杨氏何时来沪、去粤、及回沪，其理就会自现。

杨氏何时来沪可根据马伟焕、路迪民在『杨澄甫年表初探』一文所述，杨澄甫正式由北京南下是从1928年开始的，原系由南京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聘请杨氏为太极门门长，但杨氏因故扺宁较晚，职位已由他人所代等小误会而未就职，于是杨氏在1928年就由南京转来上海。虽然杨氏在1929年曾去杭州担任过浙江国术馆教务长，但自1930年起又回到上海定居【注四】。

当代的武术界，徒弟拜师父难，师父收徒弟更难，收徒前要经过一段观察期，待弟子符合条件通过了审察，要经人介绍，及本人写拜师帖，才举行拜师仪式。一旦递帖子拜师入门，就是宣告建立了师徒关係，成为师父的入室弟子，这是件很严肃的事。若不是入室弟子，但向师父学过拳技，只能称为学员或学生。瞿世镜先生在『杨门弟子素描』一文中有此叙述：「杨公自宁来沪，经叶大密介绍，郑曼青、黄景华、濮冰如均请杨公指点，濮冰如因其父濮秋丞社会地位甚高，澄甫公来沪又鼎力相助，故首先拜师入门。郑曼青精于歧黄之术，太师母侯夫人患病，服其所开中药处方，霍然痊癒，澄甫公甚为感激。景华师练功刻苦，办事谨慎，担任守中师伯每日对练之“相手”，甚得杨公嘉许。故于1930年之后相继拜师入门，成为杨公入室弟子。【注三】」所以，郑曼青在1932年初正式拜入杨公师门之前，首次和杨氏会唔应在习拳未久的庚午年(即1930年)，并与黄景华、濮冰如等被杨氏指点过拳艺两年。杨氏的指点对郑曼青入门前的拳艺应有助益，所以〈郑序〉云：「两年之间，与有力十倍于我者较，则数胜矣。」诚然，郑氏在入杨师门以后，其拳艺就更勐进了。所以，《太极拳体用全书第一集》的〈郑序〉一文中所言：「壬申正月，岳在濮公秋丞家，得晤杨师澄甫，秋翁介岳，执赘(贽)于门，承澄师之教导，口授内功」一节，如以白话文来译说，就是：「1932年正月，郑氏在濮秋丞先生家里，能与杨澄甫老师见面，由濮秋丞先生当介绍人，郑氏执礼拜入师门，后来又受到杨澄甫老师的教导，口传了太极拳内功。」

叶大密1926年在沪开设“武当太极拳社”，郑曼青在1930年曾与赵仲博(系吴鉴泉弟子【注五】)、叶大密研习太极拳术，并经叶氏介绍与杨澄甫相识、相学。叶氏当年推广太极拳的开放、开明作风，与众不同，值得肯定。虽然叶氏并未被列入杨氏门墙成为杨氏入门弟子，但叶氏先从田兆麟学拳，后从杨少候、杨澄甫等学艺，仍被社会认可为杨氏太极拳的传人。而郑曼青自1932年执礼入了杨门后，被传授了太极拳内功，自然会专心从学于杨师。在杨师遽归道山的次年(即1937年)，郑氏离沪扺宁，任国民政府南京中央军校国术教官，专授太极拳；1938年又去长沙任湖南省政府谘议兼国术馆馆长。江澜宣称郑氏曾向叶大密学习太极拳、刀剑、对剑等艺八年之言，显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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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杨澄甫启程赴粤授拳时间应在1934年尾

关于杨澄甫赴广州授拳并居住的情形，曾昭然(即曾如柏)在其《太极拳全书》的〈自序〉中写的很详细，是由广州公安局某分局长王英儒出面，向陈微明先生提出了请求，邀请杨澄甫老师南下广州授拳。曾氏在〈自序〉中又谓：「杨师抵粤后，以私人团体所聘，为期难久，生活无由安定，故仍与沪方联络，拟半年后北返。【注六】」根据资料，曾昭然先供职于广西省教育厅，后任广东法学院院长等职，是杨氏南来广州唯一拜师的门人。曾氏先在致柔拳社广州分社跟从陈微明学习太极拳，后来他和第一集团军、第四集团军、广州公安局的一些要人商议，请杨氏来粤授拳。这个曾氏所谓的私人团体，是指当时此三个机关的同仁们，自行组成的太极拳学习班。当时，杨氏曾携杨守中、傅钟文等一同南下，若是只靠此私人学习团体所聘，杨氏等人生地不熟，当然会担忧将来大伙儿在粤生活的安定性。

曾昭然在《太极拳全书》的〈自序〉又接着说：「余不获(得)已，乃荐诸陈总司令伯南于其总部任咨议，至是杨师乃决定长住粤垣矣。」由此，曾氏己很清楚的说明了，虽然杨氏当年初次来粤本拟半年后北返，但在获得陈济棠(即陈伯南)集团军总部正式聘请杨氏任咨议的公家职位以后，杨氏的生活得以安定，能够安心施教，也就打消了返沪的念头。这个解说和马伟焕、路迪民在其文章『杨澄甫年表初探』中所述是一致的。关于陈济棠在广东主政期间是1929年至1936年，陈将军先任第四军军长兼广东绥靖委员，驻扎广州，又先后任第八集团军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为了确认杨澄甫初到广州的时间，路迪民曾指出了二张杨氏在广州的照片，第一张是欢迎杨氏等初到广州的合影(共41人)，照片上写着“广州市政府国术组仝人欢迎杨澄甫先生合影，中华民国23年12月23日”。盖民国23年即1934年，由地方市政府出面欢迎杨氏的场面，当为杨氏初次去广州不久所摄。路迪民指出的另一张照片是1935年杨氏在广东法学院授拳后的合影(共7人)。因此可以从照片中了解到，杨氏去广州的时间大概是1934年尾，而非江澜先生在『台湾一周的流光记忆』一文中所说的：「杨氏在1932年首次赴广州，1934年回沪后不久，1935年再次赴粤。」

曾昭然《太极拳全书》之〈麦(霞甫)序〉所说：「越两年，太极拳名师陈微明先生自沪来粤，曾子首从之游………」，那么陈微明究竟是何时来粤及何时离粤呢？而〈麦序〉又谓：「一年之后，曾子又与同道者迎太极宗师杨澄甫先生南下【注六】」，这一年之后应是在何年？盖陈微明南来广州授拳时，芸芸学生之中只收了梁劲予先生为入室弟子。台湾自由出版社曾印行陈微明所着：《太极拳秘要》【注七】，此册后有1932年陈氏受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所聘，赴粤讲拳其间，请梁劲予协助于太极拳式转换、转动之处摄影，以补陈着《太极拳术》一书中定式照之不足。而梁劲予曾云：「1932年随陈师学拳………旰宵磨砻，未或稍懈，体力日增，艺乃锐进，甚为陈孝廉嘉许………1933年随同陈师回到上海继续深造太极拳。【注八】」所以，曾昭然和梁劲予等在致柔拳社广州分社跟从陈微明学习太极拳的时间应是1932年至1933年间。待陈氏于1933年返沪后，可能才有机会亲自将曾昭然和王英儒等的邀请及其在广州授拳的情形告知了杨澄甫。而〈麦序〉中所谓「一年之后，曾子又与同道者迎太极宗师杨澄甫先生南下」，这一年之后曾氏等欢迎杨澄甫南下的年份应该是陈微明离粤后的一年，即1934年了，而非江澜后来在网上回应中改说的1933年。何况在陈微明来粤的1932年至1933年期间，未曾见任何人谈论过陈、杨两人同时在粤授拳。至于曾昭然《太极拳全书》中的〈自序〉 之说：「余侍师二年有余………」，这大概亦是中式虚年算法，应即1934年尾至1936年初。

1934年杨澄甫去广州授拳时并未生病，否则怎能去粤教拳及去香港旅游？这个说法是有资料可考。因金承珍先生在『杨澄甫南下广州传拳轶闻』一文中曾有如此的记载：「1935年，我在国立广东法学院（光孝寺）读书时，闻太极拳名家杨澄甫先生到广州教授太极拳，并设馆于陈济棠总部、四集团军、广州公安局等处。………我恳求曾如柏先生在我院设一太极拳班，后他征得了杨老师的同意，学员由我召集，并推荐我为班长。于是，我院特设的这一个太极拳班，荣幸地得到了杨老师及其大儿子杨守中师傅的悉心指导。………杨(澄甫)老师器宇轩昂，功夫到家，………有时让别人推其身躯部分，就如触棉絮，用尽最大的力，最快的速度，最突然去推，他也毫不受力，稳如泰山。………，一次，有个学员恃学过南拳及其他外家拳，要求与杨(澄甫)老师试比一下。刚一下马，只见杨老师五指抓住其头顶，如泰山压顶，立即使他下蹲扑地（不少人曾尝试过），杨老师随即提他起来，使那位学员佩服得五体投地。杨(澄甫)老师有一次赴香港，有一南拳名师要求与他比手。比手时，其人如勐虎扑来，杨老师稍闪化马步，用右手食指一指，观众未觉其指触及对方身体，对方即已跌出二丈外（是由于发力速度快，肉眼看不见），后就不敢再较量。【注九】」由以上金承珍所述，杨澄甫于1935年在国立广东法学院授拳及去香港旅游时，体能好的很，授拳时还亲自示范功夫呢！

杨氏开始生病是后来的事，可能是1935年下半年。曾昭然在《太极拳全书》曾云：「时杨师心病已渐深」，其心病时间也是在粤定居以后才渐渐发生的。杨氏病因的猜测，其家人和传人，至少有四种不同的说法(譬如：水土不服而染疾，水肿而误用假药，肝病，或是心脏病)。无论如何，杨氏在病情转坏之前，虽然当时粤、沪之间交通不便，还能在1936年初回到上海治病。

五. 郑曼青与杨澄甫在上海相处前后至少5年之久

由上面数例的解释，可知杨澄甫、杨守中、傅钟文等一同南下来粤的时间大概是在1934年尾。杨氏刚来粤因只被私人团体所聘，担心为期难久，生活不得安定，本拟半年后北返；但在陈济棠将军的协助下，给与固定的公职，杨氏就决定留下来了，直至1936年初，因染疾才又回到上海治病。所以，杨氏自1928年起来到上海，最后于1936年3月在上海病逝，前后的时间总共是8年左右；但减去其去杭州(1929年)及广州(1934年尾至1936年初)的时间，真正居留于上海大概有6年之久。所以，郑曼青向杨师学拳的前后年份是6年(西式算法)或7年(中式虚年算法)，这和陈微明及郑曼青本人在《郑子太极拳十三篇》内的叙述是相符合的。若减去杨氏去广州的时间，则两人在上海相处的时间大概有5年左右。无论如何，郑氏能在短暂的从师期间，取得重大的学习成果，岂不是我辈效法的榜样？

【注一 】：邵奇青写『杨澄甫《太极拳体用全书》七种版本概况』，2010年10月刊载于邵奇青的新浪博客。
【注二】：路迪民著《杨式太极拳三谱汇真》，中国大陆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年印行及台湾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翻印。
【注三】：瞿世镜的『「杨氏太极在上海」』、『杨门弟子素描』、『《太极拳体用全书》谜底何在』等文刊载于《杨氏太极两岸一家》，台湾时中学社2010发行。又『杨门弟子素描』一文亦刊载于中国大陆《武林》2001年第7、8、9、10期及台湾《太极拳杂志》2003年第145、146、 147、148期。
【注四】：马伟焕、西安路迪民合著『杨澄甫年表初探』，刊载于中国大陆《太极》(双月刊) 2000年第6期。
【注五】：赵仲博系吴鉴泉弟子，见吴图南著《科学化的国术太极拳》商务印书馆1931年发行，赵仲博传为吴鉴泉首徒。
【注六】：曾昭然《太极拳全书》，香港友联出版社1960年发行。
【注七】：台湾自由出版社系萧天石先生于1958年创立，其住家就是出版社和书店，专门出版萧天石毕生搜集的许多道家文化资料、道藏典籍等书。自由所印之《太极拳秘要》为增订版，此书之本名应称《太极拳术》。
【注八】：梁劲予于1932年从陈微明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杨氏太极拳，1933年随陈师到上海继续深造，终于成为入室弟子。1938年迁居澳门，设立环中太极拳社。1948年后移居香港，成立了香港太极拳社；1985年移居美国加州。
【注九】：金承珍先生著『杨澄甫南下广州传拳轶闻』，刊载于中国大陆《武林》1982年第5期。

朱殿蓉2011年7月4日写于美国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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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是恩师朱殿蓉老师最近发表的文章。朱老师师从郑曼青的徒弟罗邦桢，在美国华盛顿地区教拳3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