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武术的道与术

骁伍

传统武术的道与术
乔凤杰*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开封，475001）
    摘要：道是创造性的根本智慧；武术之道，是人潜在的最为理想的有关武术实践的智慧。道只可体悟而不可认识，对道的体悟与把握，将自然地获得驾驭武术实践的真正的术。传统武术家们所追求的真正的术，其实就是道，而不是外显之术。悟道的方式，决定了传统武术的经验性质；以实用为标准的传统武术的经验思维，自然可以包容与吸纳已获得实用性证明的现代科学思维；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理想模式，自然是传统经验思维与现代科学思维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道；术；传统武术。
                   ‘Dao’ and skill of traditional Wushu
                                 Qiao Feng-jie
      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Dao’ is creative basic intelligence; The ‘Dao’ of Wushu, is people's potential ideal intelligence about the fact that Wushu is practised. Line realize but can't know only, to realize and grasp line, control into real skill that Wushu practise naturally. The traditional real skill pursued of Wushu's family, is in fact one, but not the apparent skill outside. The way to realize ‘Dao’, has determined the experience nature of traditional Wushu; With standard traditional experience thinking of Wushu, can forgive and absorb the modern science thinking that has obtain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acticability naturally; Tradition and modern ideal mode that combines together, is traditional experience thinking and organic integration of modern science thinking naturally.
Key words: ‘Dao’, skill, traditional Wushu.

    这是一个对传统武术思维方式的研究。解读道的概念特色，弄清道与术的本质联系，思考经验思维对科学思维的吸纳与融合问题，对于传统武术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1 道的含义

    或许，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神秘玄妙，把“道”这个概念推向了中国思想领域的核心；也可能，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玄之又玄，使道成为了某种高深的象征。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道是一个深奥而又平实的概念。宇宙创生之道，天道、人道、武道、剑道、茶道、官道、师道，等等，充分显示了道在古代文化中的份量。
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义都是行道，凡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论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义，或是忠是孝，而间接的目标总是行道。┈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史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
    好个“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好个“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虽然金先生对道的理解多了一些客体成分而有些不够准确，但是，却是道破了道这一概念在中国人思想中的真正意义。道，早已成为中国人心领神会、日用而不知的概念。
对中国古人来说，在不同流派的思想学说中，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不尽相同的道。然而，道的含义，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不尽相同的。
    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道的本义，是指道路。后人由此而引伸出了其他的意义。无论如何，道，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确实是一个使用率颇高的概念。
    王中江先生在他的《道家形而上学》中，对老子之前的典籍中有关道字的含义进行了考察与归纳，认为大致有七种含义。这七种含义，分别为“道路”、“言说”、“理则或法则”、“方法”、“命令”、“正义或公正”、“通和达”。
    老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形上思想的巨大突破；老子的道的概念，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形而上的含义。当然，这并不是说《老子》一书中所出现的所有的道，都要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理解。
    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事实来看，老子思想的形上突破，使道的含义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然而，在老子之前已经出现的道的词义，并没有因老子思想的出现而被全部抛弃。相反，倒是老子的形而上意义的道，把此前的诸多含义融到了一起，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形上思考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道的各种词义的融合，使此后的思想史上的道更为神秘。正是道的词义的丰富特色，使道这一概念客观地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崇高的象征，而使各个领域、各种意义上的道得以相互的沟通。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上者，即超越经验者。从文献资料中看，在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下，道包含了两个最根本的含义：其一，是指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而言的，是指中国人反复强调的“体用不二”之“体”。这种本质意义上的道，在儒家被称之为理，在道家被称之自然，在佛家被称之为实相，等等。其二，是就智慧而言的，是指人本身潜在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根本智慧。这种根本智慧，具有对己可呈现自我本心、对物可洞察物自身的智的直觉能力。这种根本智慧意义上的道，在儒家被称为仁、良知，在道家被称为道、玄智，在佛家被称为般若、佛性，等等。这种在康德看来只有上帝具备而人类没有的根本智慧与智的直觉能力，中国古人坚信潜在于每一个普通人身上。
    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道的词义，具有特殊的复合性。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下，我们是无法把这种主体智慧与客体对象视之为一的。然而，在中国古人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的思维模式下，把主体智慧与客体本质作为一种东西，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坚信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的中国古人看来，本质即是现象的依据，本质即是一种根本的智慧。“天行健，天地位”，自然是一种宇宙现象的本质规律，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宇宙的根本智慧。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最本质的规律，即是最理想的方法，也就是最根本的智慧。因此，虽然从客体的角度看与从主体的角度看并不完全一样，然而，我们都可以把道作为一种智慧，而且使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根本智慧。现在看来，也只有当我们从根本智慧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超越的道时，道所包含的众多含义，才能得以圆满的解释。本来，所谓的道，包含了人本身所具有的可以洞察本质规律的根本智慧，以及由这种根本智慧所洞察到的客体的本质规律，然而，此时，由于中国古人所坚信的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观念，又使两者完全统一起来。在人看来，作为客体的天地万物之本质规律，是人的效法对象，是人的根本智慧所洞察的对象；然而，如果我们从天地万物的角度看，它又何尝不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智慧呢？天地万物的根本智慧，即是我们竭力洞察觉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的智慧的来源。如此，人的智慧与万物的规律，也就属于同一性质，皆可作“智慧”解。这样，我们对道，即可理解为一种根本智慧，而无论这种智慧是来自于对人潜在能力的开发还是从天地万物的表现发现的。中国古人坚信，这种根本智慧即是宇宙运动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既然道是根本智慧，那么，古代各家学派对道的本质的描述，则可能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根本智慧的不同理解。这样看，各家对道不同的描述，很多就可以圆融起来了。
    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智慧，是圣人表现出来的根本智慧，更是潜在于普通人身上而有待开发的根本智慧。如此，道必然可以融合规律、状态、形象、道路、命令等含义，因为这些内含都可以被示为对道的不同描述而已。另外，从崇尚智慧的人的角度看，对于未能开发出来而不能运用潜在的根本智慧普通人来说，这些由前辈先贤们阐述的代表着实然方式的规律、状态、形象、道路、命令等的道的内容，也就是普通人应然的法则、方法、依据、规范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道，已经包含了实然的规律、状态、形象、道路、命令等与应然的法则、方法、美、规范等意义。对道的内容，我们无法理性地准确表达，却可以无尽地换角度描述。道是万物万事的本质规律，道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根本智慧，道是圣人之生活方式，道为普通人类提供了各种行为的依据。实然，是对天地万物和得道之圣人而言的；应然，是对未得道的普通人来说的。
    传统文化中这个颇具特色的道的内容，在知识的领域中，常常是难以让人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指向了一种信仰。正是这种信仰，实实在在地引导着古代中国人展开了对宇宙人生之大道理的永久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古人在实践中悟得的这个作为大智慧的道，是一盏永不熄灭的导航灯，对于人们追求理想的生活境界与探索理想的实践方式，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古代占据主流的“天人合一”观念，乃是以道的客体意义与主体意义的接合点。人道以天道为依据，实际已把知识与意义完全融合到了一起。虽然，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中，曾有理智的思想家们明确地把天道与人道区分开来，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道蕴含着实然与应然”这一主流观念的深远影响。即使在强调天道与人道相区分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作为道这个概念的含义，也绝不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就可以概括的。天道与人道相区分，只是强调天与人不能完全等同，而并非要改变道这个概念本身的内在含义。在人们认识道的过程中，实然与应然，是同时呈现出来的。
    最崇高概念的道，最基本的原动力决不是空的，决不会像式那样的空。道一定是实的，可是它不只是呆板地实像自然律与东西那样的实，也不只是流动地像情感与时间那样的实。道可以合起来说，也可以分开来说，它虽无所不包，然而它不像宇宙那样必得其全然后才能称之为宇宙。自万有之合而为道而言之，道一，自万有之各有其道而言之，道无量。
    道是无处不在的，道又是统一的。实然与应然，其实只是对同一东西的两种表述。实然标志着道的真实意义，应然标志着道的理想价值。无论是实然的生活方式，还是应然的人类依据，理想的道是可以应用于任何一个领域的。道即根本智慧。所谓的宇宙之道、为人之道、茶道、官道等，即是宇宙的根本智慧、为人的根本智慧、茶艺的根本智慧、为官的根本智慧等。
    从根本智慧的角度讲，传统武术的道，即是最伟大的武术家在武术运动中所表现的最佳运动技术与为人方式等。武术之道，即是人们进行武术运动、处理武术文化范畴内的一切事物的最理想的方式，是最伟大的武术家进行武术运动的根本智慧。
    越王问曰：“夫剑之道，其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无道不习，不达诸侯。窃好击之道，诵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
    越女论“击之道”，大致有三层意识。其一，“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道不是别人教授的，而是自己悟出来的。其二，“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揭示了道的真实自在性。其三，“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是对手战之道的自我体悟之所得。
    很明确，越女的“击之道”，是对武术技击之道的描述。自然，技击之道，是武术之道的核心内容。
    武术作为一种防身自卫的工具，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在传统社会中，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武术，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武以载道” 。在中国古人看来，作为一种工具的武术，是必须顺应于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的。除了传统武术运动本身所必须遵循的规律与执行的法则外，其他的一切价值观念，均要受制于传统的主流思想。这样，所谓的武术之道，除了自身所固有的技击之道以外，还承载着表演之道与为人之道等内容。当然，正因为传统武术承载了传统文化主流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这些附加的思想观念客观地成为了武术运动本身的智慧内容之一。
    乔永香先生在授徒讲拳时，经常强调，“武术之道，在于做人，在于表现伟大的思想”。这个做人与表现思想的道，也是武术之道吗？这牵涉到对武术概念的界定问题。从狭义处讲，武术即是技击；武术之道，自然也就是技击之道。正是这种原因，笔者常把技击之道作为本然之道。然而，从广义处讲，武术，包括了习武者的所有行动与思想；这样，武术之道，也就包括了诸如做人之道、艺术表现之道等内容。
    传统武术，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自然，传统武术之道，必然是一个复合之道。在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师道、茶道、官道，等等，可能都属此类。
    总的来说，这一古人坚信为真实存在的武术之道，既是实然的最佳的武术运动方式，又是习武者最理想的应然依据。无论是优秀的武术家，还是普通的习武者，都在竭尽全力地苦苦追寻着这一至上神秘的武术之道。最优秀的拳种，最伟大的创新，都意味着对这一神圣的武术之道的真切领悟。

骁伍

２． 由道而术

    道与术，是传统武术中一对至关重要的概念。或许是为了区别真正的术与人造的术，那些高深的武术家以及其他行业的能工巧匠们，常常把那理想的术直接称之为道，而不断地强调这种“道术”对实践的重要性。在传统武术家们看来，真正的术，即是道在武术实践中的具体落实与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讲，道是术。
    作为一种人类实践形式的武术运动，自然固有道的存在；然而，这个由人来实施完成的武术运动，则是以术的形式来展开的。术，乃是道在武术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道的智慧在武术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技巧。
    武术家的一切创造，习武者的所有训练，都是为了体悟与把握这个神圣的道。只有对道的体悟与把握，才可以使人获得最满意的实践技能，才可以掌握理想的术。这是传统武术的一个基本信念。
    当一个伟大的武术家，或者一个后学的习武者带着强烈的功利目的去体悟这个神圣的武术之道时，已经决定了武术的经验性质。人们对这个道的体悟，甚至包括先贤们对道的存在的信仰，本来就是一种个体的经验感受。
    对道的体悟与把握，是一种个体的经验感受。自然，武术之术，也就只能是一种感受经验了。对得道的武术家来说，道就是术，术就是道。在此，道与术完成了实质上的统一。
越女所宣讲的“内实精神而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而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而与神俱往”，不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吗？这种“手战之道”不就是“手战之术”吗？
    这是古代中国的独特“逻辑”。或许，并非所有的习武者都认同“所有的武术之术的获得都是对武术之道的把握”这种观点，但是，武术运动发展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几乎所有武术之术的产生，以及人们对武术之术的掌握，都要依靠人在实践中的感悟。人们在实践中的感悟，绝不仅仅是对实然的认识，而主要是对方法的把握。这其实正好就是悟道之思维方式的根本所在。
    众所周知，认识论背景下的西方人，是不会把知识与能力混为一体的。他们根本不会去想，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竟然能够获得处理事物的能力。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已经开始追求一种脱离实践经验的知识。无论是自己的直接经验，还是别人的间接经验，都只能是主体认识的对象。主体通过对客体即各种经验的抽象，经由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知识，以期望获得对事实性的客观规律的把握。技术的构建，是在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实现的。
    从现代体育的角度看，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最起码要由感性材料、技术理论、应用技术这三个部分来组成的。各种形式的实践经验，都是有待于理性加工的感性材料，它们构成了技术体系的基础部分；认识主体对各种感性材料进行理性加工以后所形成的理性知识，就构成了技术体系的技术理论部分；人们在这些技术理论的指导下所设计的实践应用方法与手段，就构成了技术体系的技术部分。可以看出，在这个严密的技术体系中，实践经验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只是起着为整个技术体系的构建提供原始材料的作用而已。现代体育承认事物中存在着客观规律，而且可以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对规律的认识必须是理性的。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只有经过理性加工以后的理性知识，才是有意义的。
    有着良好的认识论传统的西方文化，在对待事物存在的自身规律这一问题上，态度是十分客观的。他们往往在主客分离的前提下，首先通过主体的实践获得初级的感性经验，或者通过学习获得间接的感性经验，然后对这些感性经验进行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的理性加工，以获得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技术理论知识，最后再确立规范化的技术模式。认识论基础上的技术理论与技术构建，是对主体反复实践所获得的经验以及其他个体所获得的经验的共同抽象。它抽象出来的是所有经验中的普遍性。西方文化是以抽象共相的方式来发现规律的。这个发现规律的过程，是一个客观理性的过程。主体理性认识的结果，获得的是一种关于客观规律的知识；而技术，则是主体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实用方法的理性构建。
    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古人对待事物中真实存在的道，采用的是悟的方式。它没有所谓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阶段划分，而是采用反复实践、对外界相关事物观察体验的方式，领悟事物自身所固有的道。中国古人通过这两种方式对道的领悟，将获得一种完整的对道的身心感受。术，是在悟道的过程中通过对道的把握而自发形成的。
    如果说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以感性经验为基础、以理性认识为指导构建而成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术，则是对道的直接把握。悟是一个主体感受的过程，自然，术也只能是主体把握的一种经验。如果说我们可以把术外化为一种用于传授与交流的方式的话，那么，这种用于传授与交流的术，并非中国古人所看重的真正意义上的术。因为这种可用与传授与交流的术，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已远远地离开了实践。
    对传统武术来说，真正的术与人造的术是不一样的。真正的术，就是道，也可以称其为“道术”。传统武术的“道术”的性质，加上传统文化对逻辑语言的轻视，使古代的武术家们几乎没有办法把他们在实践中体悟到的“道术”清晰地表现出来。“道可道，非常道” ，能够表达清楚的，决不会是道术，而只能是人造的术。
    道术是不可能被完全准确地表达出来的，但是，传统的武术家们还是做了多种努力使自己的表达能够尽可能地接近它。
    身体动作与语言表述，是传统武术家们展现“道术”的主要手段。身体动作的亲自演练，是表现用武之术的主要手段之一，这就使传统武术有了“言教不如身教”的说法。除了在武侠小说中出现过那些悟性极高的人士可以看着拳谱练就高深的武功之外，在现实的武术界，是很难想象一个人通过看书而自学成才的。同时，因为用武之术的个体感受性质，武术家们对武术动作的表述，又常常要借助那些隐喻性的艺术语言 。比如什么“动如涛，静如岳，起如猿，落如鹊，立如鸡，站如松，转如轮，折如弓，轻如叶，重如铁，缓如鹰，快如风”，等等。
    当然，即使在西方体育中，在表现其技术方法时，语言表述也不能完全代替个体的技术演练。然而，相比而言，西方技术理论的准确程度，以及技术理论对个体演练的依赖性，与传统武术根本不是一种性质。
    在西方体育中，技术，是根据相关的理论知识进行的方法构建，是客观理性的，具有较强的普遍性。而在中国的传统武术中，真正的术，只存在于人的直觉中，是个体对武术运动之道的感悟与把握。它是任何手段都不可以完全表达出来的。对传统武术来说，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用于传授与交流的术，只是武术之术的一个外在形式，而不能完全代表真正的术。这样，传统的武术家们，对外在之术的重视，就远远比不上对悟道这一实践行为的重视了。外显之术，只是初学者的入门手段；而真正的术，则是在对道的实践体悟中逐渐掌握的。正是这个原因，那些朴实的民间武术家会这样告诉你：“给你再好的东西，如果你不会接收，也永远成不了你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伟大的武术家们，通过自己对武术之道的体悟，得道而成就了其伟大。他们把自己对道的体悟描述出来供我们学习，为中国武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先人们以术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道的领悟，为我们提供了进入武术之门的重要阶梯；然而，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武术家，成为一个游刃有余的武林高手，必须经过对武术之道的亲身体悟。前人所述之道，当其被描述出来时，其实已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道，而是一种有限的、分离的关于规律、法则与方法的知识；对完整的武术之道的把握，必须经过自己的亲身体悟才可能实现。

骁伍

３．道术之思

    中国传统文化对道的崇信，中国古人对道的体悟方式，直接影响了武术之术的个体特色，决定了传统武术的经验性质。
    作为实然与应然相统一的传统武术之道，并不是像西方科学中所确认的规律那样是一个客观认知的对象。这个作为物自身的道的属性，决定了对道的认识方式的特殊性。
传统武术之术，特别是用于传授与交流的外显之术，从形式上看，虽然也不乏客观性的技术成份，但就其实质来说，由于其无法脱离的个体经验性，使其更多地偏向了艺术。科学技术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等特点，而传统武术之术，则更多地与单独的个体联结在一起。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术的个体感受特点，使传统武术出现了众多的颇有影响的武术流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武术并不强调某种技术方法的唯一正确性，而是要求“习拳先明理” ，主张“海纳百川，吸取百家之长”。
    武术家悟道之所得，常是不可表述的。正因为这样，在传统武术中，术与道之间并没有特别清晰的界线，更没有基础理论、技术理论与技术的明确划分。即使我们勉强把传统武术的外显之术划归于现代科学技术这一类，那么，技术的成份也是远多于理论的。对现代的科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不足。正像余英时先生所说，“技术属于应用的范围，是可以从经验中摸索而得的，而且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科学则是对于自然现象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但要有精密的方法和工具，并且还必须有精确的理论说明。”
    客观地讲，这种在人类思维源头就已表现出明显经验性质的思维方式，也确实曾使古代中国人尝到了甜头，为中国古代的许多重大发现与发明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对武术这个实践性很强的文化形态来说，最起码在操作层面上，习武者对“行为空间”的把握能力，可能要比对“抽象空间”的把握能力更为重要。
    中国人是一个心胸宽广但却经常宽广到没有原则地步、重视实践但却经常重视到没有理性地步的民族。对这样一个民族来说，任何神圣的东西与任何荒谬的东西，都是可以有些用处的，而不管这些被运用的东西在原来的系统中是否是精华，更不会考虑这些被运用的东西是服从于还是有悖于原来的目的；同时，这些神圣的东西中的神圣之处，与这些荒谬的东西中的荒谬之处，以及这些有用内容的所以然，都是不重要的，甚至与己无关。在中国古人的头脑中，运转的永远是一种典型的实用意识。儒家、道教、佛教以及兵家，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都只是供其选择的实用工具，而不是什么附着在利用背后的特别虔诚的信仰。在他们看来，最有意义的，是其中能够立即给人带来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内容，而不是之所以能带来利益的所以然。因此，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这些思想体系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它们是完全可以共存的。多一种教派，多一种选择。或许，再多的教派，在古代中国也是可以共存的。因为，只要当他利用某一教派的方法谋取利益时，他就认为自己的那一个教派的教徒，而从来不对自己进行严格的思想要求。他们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的生活需要，而不是取决于他们对于世界的理性认识或者对某种信仰的选择。他们非常重视“实然与应然”而对“所以然”基本上没有兴趣。这正如十九世纪在中国传教的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所言，“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想举行一场佛教仪式，同时也请得起和尚，就可以花钱请一个来，他自己也就成了‘一个佛教信徒’。如果他想要个道士，他也可以请来，他自己也就成了‘一个道教信徒’。对于中国人来说，请哪个都无所谓，他也可以同时请来，这样他就既是‘一个佛教信徒’，也是‘一个道教信徒’。因此，一个中国人可以立刻成为儒家信徒兼佛教信徒兼道教信徒，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不和谐。佛教吞并了道教，道教吞并了儒家，最终儒家又吞并了佛教和道教，因而‘三教合一’了。……极难让一个中国人理解，两种信仰形式是互相排斥的。他根本不明白何谓逻辑上互相矛盾，更不会关心这一点。他本能地学会和掌握了调和两个互不相容、命题各异的艺术，那就是不顾两者之间的关系随意去生拉硬扯。他所接受的智力训练，为融合这两种不相容的信仰作好了充分准备，如同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溢来进行融合一样。他已经把‘学术上兼容并蓄’带进逻辑上的自杀的地步，但他不明白这一点，即便告诉他，他也不理解。” 正是这样一种思维习惯，使兵家、儒家、道教、佛教等这些在外人看来与传统武术似乎不可能发生联系的文化形态，对传统武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然而，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过分依赖实践与过分相信经验的传统思维方式，也在制约着传统武术的现代发展。武术运动的实践，固然需对“行为空间”的准确把握，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抽象空间”的把握能力，则是其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前提。
    将“实然与应然”融为一体的道的设置，强调“知行合一”、侧重“形神兼备”的传统悟道方式，术的个体经验性质，使传统武术与现代体育格格不入。不少人认为，传统武术经验性的思维方式，与现代体育以及整个现代科学技术，是无法沟通与融合的。现实中，不少人也常以“此是两个不同的思维体系”而拒绝试探两者的结合。
两种思维方式下的知识系统，真的没有可能沟通与融合吗？
    同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追寻人类最佳生活方式的人类文化系统，怎么可能绝无沟通之处呢？人类所有的努力与工作，不是最终都要落实到人身上吗？应该相信，只要两者有一个共同点，两者就可以沟通，自然也可以融合。
    其实，李泽厚先生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这种经验性质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看，在于其非常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正是这经验思维的实用性特征，使其完全可以容纳所有的经实践证明对人类生活有益的东西。既然这样，已经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大利益的科学思维方式，又怎么能被崇尚实用的中国人拒之门外呢？重实用的中国人又怎么会以传统的实用思维来拒绝愿意加入的另外形式的实用思维呢？
    重复一次：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的理性（rationality），而是历史建立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系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它即是历史理性。因为这个理性依附于人类历史而产生，而成长，而演变推移，具有足够的灵活的“度”。例如，中国传统并不重视与现实功利无关的抽象思辨及逻辑形式，但当现代科技证实这种抽象思辨和逻辑形式对人类生存和现实生活的重要性时，实用理性便可以毫无扞格地接受容纳。今天以实用为理性为传统的中国人正在抽象思辨领域、理论科学领域开始显示才能。素无契约论传统的中国人也相当自然地接受现代生活的契约论原则。“实用理性”不以自身为自足的最高鹄的，相反，它清晰地表明自己作为人类生存的工具性能：在实用中证实理性对于人类生存确乎是有用的和有益的。“实用理性”不是先验的理性，也不是反理性，它只是非理性的生活中的实用合理性。它是由历史所建构的。
    李泽厚先生的说法是合情合理的。传统武术实用性的经验思维，可以容纳所有实用的东西。这样，传统武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沟通与融合，自然要在传统武术中引入科学的理性。运用科学理性来客观地探索武术运动中存在的本质规律，形成普遍的、系统的武术技术理论，构建更为合理的武术技术体系，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事情。
    传统武术的经验性质，使传统武术这个领域中基本上没有纯粹的理论工作者。在现代的我们看来，没有理论工作者的传统武术领域，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事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外在于经验的认识主体，缺乏理论工作者的工作，不能形成系统的传统武术科学理论，不能构建出具有普遍性的武术技术，对于传统武术的迅速传播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应该说，传统武术在当代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武术之术的科学化问题。大量地引入理论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加大技术的科学构建力度，对于传统武术的现代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强调传统武术理论与技术的科学化，并不是要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否定。相反，笔者认为，传统思维方式下的传统武术中，尚有许多在科学思维指导下所无法达到的效果。武术之术的过分理性化，有可能会丧失其已然存在的艺术特性。另外，传统武术的发展事实，也给现代科学指导下的体育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那就是必须重视运动过程中的主体感受。因为所有的体育运动，都是人的运动，其目的是要为人服务，而不是要使人成为运动的机器。作为主体感受经验的传统武术，相比之下，具有更强的完整性与艺术性。在运动中使主体获得完整的情感享受，是任何理性技术都不能替代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武术运动的理性意义，但也不能忘记武术运动的人文目的。
    经验思维与抽象思维，同是人类认识世界与把握世界的方式，有谁能够确定哪一种形式更为真切呢？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理想模式，是在不同的领域与不同的情形下，因地因人因时而宜，使传统的经验思维与现代的科学思维有机结合而各展其长。当然，我们知道，最起码在目前，这可能也仅仅是个理想而已。然而，在我们无法准确地把握两种思维模式的适宜运用时机之前，以两种形式同时展开理论与技术的研究，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技术的普遍性与规范化，运动本身的人文意识，是我们现在发展传统武术时必须兼顾到的。传统武术在形成自己经验特色的过程中，运于指导其实践的整体观念、变易观念、中庸观念、内省观念、联系观念等，对于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与运动训练来说，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传统武术的丰富经验，为现代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与可参考的经验；同时，现代体育的科学思维方式，为传统武术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以传统武术的经验思维所固有的实用意识，海纳百川，吸收现代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和各种可用的思想观念与运动技术，多渠道、多方位、多思路地研究与发展传统武术，应该是当前发展传统武术的一个基本战略。多渠道、多方位、多思路的研究，未必一定要统一与规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真正繁荣，才能促进传统武术在当代中国的蓬勃发展。

原载于《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