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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太极拳论》(下半部分)
——关与《太极拳论》的抄化痕迹及其正误
《论》:“一羽不能加,” 明,洪楩《清平山堂话本· 欹枕集·夔关姚卞吊诸葛》:“姚卞正容而言曰:‘老丈可听晚生以世间二物譬喻之:蚊虫运翅,终日不能抚越廊庑;若附凤尾,片时可以周游四方。陆逊赖其声名,偶然一胜之法,此非用武之能,乃蚊虫附凤尾者也。’”此处意虽不同,但“蚊虫云翅”之轻,却也是一羽也加不得的,若加一羽有如泰山压顶一般。岂止太极拳乎!然而《论》虽然有此化出之语,若严格按照其法作去,却是难以达到其所要求之境地的。要不然,何须个个皆去求得大力之为用乎(武禹襄“有三百斤之力”;杨澄甫善玩八十斤重的石球;郝为真“辄左右手各平举袋米重百斤御之以练力)。而且大力之既得,轻灵亦散乎大半,何能有“一羽不能加”之神效!而借“蚊虫附凤尾”之法以达梦呓之境者,亦为淫惑精神之狂,岂可谓达技艺境界之手段乎?! 《论》:“蝇虫不能落。” 明,王世贞《艳异编续集·卷四·幽期部》:“第枯藤野蔓,难托乔松,而骥尾风驰,岂容蝇附。”此是由于快而不容有“蝇虫”之附,太极拳之“蝇虫不能落”可是由于此乎?可是由于“赏持一杆舞之,多人围绕以水泼之,而身无湿迹”(见《太极拳谱·附录》352页)之所致乎?而“马尾巴的功能”似乎也有如此这般的效果。若是由此而使“蝇虫不能落”的话,则可就失去了神话般的效应。 《艳异编续集·卷三·鸿象部》:“久受黄口之谗、青蝇之玷也。”这显然是说“青蝇之玷”是随时随处都有可能的。如果技艺不能达到神应无方的话,那末这“蝇虫不能落”就是一句无用的空话。而另一可以达此途径之法,就是人们常用的挥手赶蝇虫之法。当然也不能忽视牛尾巴、“马尾巴”之类的“功能”了。 又云:“以为帐幄,则蚊蚋不敢入;以为衣服,则雨雪不能濡。”这自然不是等闲之物,固有非等闲的特殊功能。而所谓的“蝇虫不能落”的非等闲之神技,在无合乎情理的举措之下欲达此境界,岂非梦呓?当然,假若不是要达到技术上的灵敏神应的效应,不用“骥尾风驰”,只要你不停地运动,也自然有挥驱“蝇虫”的效验,“蝇虫”自然也就无有了下落的机会。但武艺的技术招势则不是如此的发挥,而应当是有好的举措方法,方有可能达到神应无方的目的的。这既不是空口玄说就可以达到的,又不是练成大力“神功”就可以成功的。 《论》:“人不知我,我独知人。” 《纪效·拳经捷要篇第十四》:“势势相承,遇敌制胜,变化无穷,微妙莫测,窈焉冥焉,人不得而窥者,谓之神。”武禹襄虽然抄化改写之出于此,但却失去了明确的达到此境界的基础,而显得突兀横空,空话连连,不知了来去的踪迹。如果不知道武禹襄抄化改用文章的源头,则很难知道他的真实意图之所在;而如果不参考其抄化改用的源头资料文献来解释其文,则实难明白其真实意图之所指。社会上许多对《太极拳论》的解释文章,似乎并无一家完全找到其抄化改用文章的真正源头,唯只唐豪先生找到了其所抄化袭用阴阳论述的源头--《全书》。而对于其所抄化改用的主要部分的源头文献,则诸多《论》的解释者们则均蒙昧无所知者。所以说都应是属于一厢情愿的解释而已。最多是属于沿着武禹襄自解之路的顺藤摸瓜式的揣测解释而已。 《孙子兵法》:“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此兵法人不知我我独知人之法。由此而观之,武氏是抄改而失其铺垫法用,仿古而断其脉络之明,真可谓离奇之笔,出奇之思。 《论》:“英雄所向无敌,蓋皆由此而及也。” 清,咸丰癸丑(1853)年间手抄本《通背缠拳》:“他拳硬棚硬搬,此拳闪惊巧取,全在熟练,无有不胜之理。” 明,陈王廷“拳经总歌”:“教师不识此中理,难将武艺论高低。” 《纪效·拳经捷要篇第十四》:“正如常山蛇阵法,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相应。此谓上下周全,无有不胜。”“势势相承,遇敌制胜,变化无穷,微妙莫测,窈焉冥焉,人不得而窥者,谓之神。”如果再从各技势的歌词中看的话:“遭者叫苦连天”;“饶君手足快如风,我自有揽冲劈重”;“恁伊力猛硬来攻,怎当我连珠炮动”;“赶上一掌满天星,谁敢再来比并!”“挪更拳法探马均(钧),打人一招命尽”,“好教师也丧名声”,“无缝锁逼退英豪”等来看,此皆“英雄所向无敌,蓋皆由此而及也。”英雄之所向无敌,绝不会由无方法、无举措的空口玄话中“而及也”。戚继光的技法举措处处详细可法,阴阳变化说明细微,手法运用技巧明朗无疑。若与此《论》相比,真乃有毫厘千里之殊矣。 《论》:“斯技旁门甚多,虽势有区别,概不外状欺弱,慢让快耳。有力打无力,手慢让手快,是皆先天自然之能,非关学力而有为也。” 清,咸丰癸丑(1853)年手抄本《通背缠拳》亦有:“此拳巧力胜人,全要身手灵活。他如世俗所传之红、炮、飞虎九拳、长拳,以及罗汉、二郎诸拳,皆以有力胜无力,大力胜小力。不比通背之拳,以四两之重能压千斤者也。”因无历史依据,尚不敢说武氏抄袭了此书。但可以说明武氏的说法,是源于陈家沟的。因为到洪洞县传拳的郭永福,既是陈家沟十四代的陈有孚(见拙著《拳经洞微·明确十三式的创编澄清“太极拳”的历史》11月将有河南人名出版社出版)。相信应当是在武禹襄向陈清萍学拳时,陈清萍向其介绍十三式时所说的话。否则如何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便会有如此历练的阅历见识与如此巧合的说法呢?! 《纪效·拳经捷要篇第十四》有“古今拳家”之说。 至于“斯技旁门甚多”,当不是指太极拳的。要不然你如何理解其所指呢?“论”的是太极拳,可太极拳当时并不称之为太极拳,而是称之为十三式的。而且当时并无甚么过多的不同门派。是泛指武术的不同技法门派?又无任何地方提及,实是突兀离奇。 《论》:“擦四两拨千斤之句,显非力胜。” 这显然也是陈家十三式的传统说法。因为通背缠拳中早有“以四两之重,能压千斤”的说法。而“四两拨千斤”之句,应当是从实际技法的应用中的体会之说。也可能是由“掂斤拨两”的常用语中发挥而来。也可能是智慧之技巧“四两”,可以自由拨弄“智无四雨,肉重千斤”(元,宫天挺《死生交范张鸡黍杂剧》)之酒囊饭袋之徒吧。一如晋朝刘伶之巧御法(参见拙著《拳经洞微·技势名称典故·邱刘异趣》条)。 元,马致远《马丹阳三度任风子》【混江龙】“俺屠家开宴,端的是肉如山岳酒如川。都是些吾兄我弟,等辈齐肩。直吃的月上花梢倾尽酒,风吹荷叶倒垂莲。客喧席上,酒到跟前;何曾摘厌,并不推言。一盏盏接入手,可都干干的咽。卖弄他掂斤播两,拨万论千。”这似乎有关“四两拨千斤”的渊源之处? 《论》:“观耄耋能御众之形,快何能为。” 这自然是指练太极拳者常说的“以弱胜强”,“慢可胜快”,“后发制人”之说了。而“以弱胜强”,“慢可胜快”之说由于没有实际技术的支撑,至今尚遭诸多门人之自疑,更何况他人之病垢呢。要不然于志钧先生也不会说:“如何做到‘出手即中’?回答十分简单:出手快。出手慢是绝对不成的。这也就是‘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我先动”(见于志钧《杨式太极拳·小架及其技击应用》)的,武禹襄式的怪论了。 此说其实应是源于陈家沟的,这从陈家沟套路中技术招势的运作中,即可得到充分的证实。除此之外的其他太极拳运作方式中,早已看不到这种技势机巧的运作方式了。就从一个闪通背的运作过程中,便就充分的显示了这种技势机巧的运作差别。这便是后陈家十三式的所有太极拳退化的明证,也是此说非出于其他太极拳法的确凿之明证。 老子《道德经》:“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文子《通玄真经》:“先唱者穷之路,后动者达之源。夫执道以耦变,先亦制后,后亦制先”; “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安徐以定,功大靡坚,不能与争也”。 《纪效·短兵长用说卷之十二》:“扁身中拦结尾,无不胜也。法曰:‘后人发,先人至。” 《庄子·说剑篇》:“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而发,先之而至。”这是多末恰当后发先至的举措。而在武禹襄那里,这种“后之而发,先之而至”的巧妙技法,则就荡然无从了。 《孙子兵法·军争第七》:“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论》:“立如平准,活似车轮。” 突如其来的“立如平准”,似乎有失分阴分阳之论,有失“动静相召”之活;不知所指的“活似车轮”,似乎有失平、斜之珠活圆滑之转,有失八面玲珑之机势。 《论》:“偏沉则随,双重则滞。” 这似乎是要论病的,但又不明所指。“偏沉”是指本身的技势机势“偏沉”呢?焉或是对垒过程中的趋势“偏沉”呢?这可是关系到应对方法不能等同的问题,也关系到衡量举措能否得当的问题;也是衡量其后用字恰当与否的问题。如果是对方攻击“偏沉”,则是有容易取胜的机会,而不必“随”着对方也去“偏沉”,因为“偏沉”是病而容易失机的;如是对垒过程中的自身趋势“偏沉”,焉或演练过程中的势法“偏沉”,则都会出现堕跌的弊端,而其后所用的“随”字则有失恰当。而“双重则滞”是指上下的“双重”?还是指左右的“双重”?焉或是前后的双重?这可是不能等量同观的。 《论》:“每见数年纯功,不能运化者,率皆自为人制,双重之病未悟耳。” 这里的用字显然是不恰当的。既然“不能运化者,率皆自为人制,”如何能说是“纯功”?既是“纯功”,又何得有“双重之病未悟耳”之说,岂不矛盾么?! 《论》:“欲避此病,须知阴阳。黏即是走,走即是黏。” 从“欲避此病”之说看,似乎是指前面“偏沉”、“双重”而言,自然是“须知阴阳”之机势变化为善,然而后面的说法又似乎否定了此说。更遗憾的是武禹襄有点健忘或是糊涂,以至把前面的“走”“黏”之论给忘记了,却又来了个糊涂的、不分机势阴阳的说法。既然“黏即是走,走即是黏”那前面的“走”、“黏”之说岂非多余?既知道“须知阴阳”的重要性,如何又“黏即是走,走即是黏”的不分了机势阴阳了呢?是自难圆其说。当然你可以说是针对后面的说法的,但可惜的是“阴不离阳,阳不离阴”不是如此糊涂的“黏即是走,走即是黏”的混说法。假若如此不分机势阴阳的混说能够成立的话,那“须分阴阳”之论岂不成了废话?! 《纪效·短兵长用说篇第十二》:“棍提起手阳,杀去及打去俱手阴。阴阳最要识”;“更有阴阳诀,请君要熟识。”戚继光在论述中连手的提、打阴阳变化都说得极清楚,这是证明了他的论点的正确性,毫无含混之处。武禹襄虽然抄化改用了“阴阳最要识”为“须知阴阳”,但可惜的是无有甚么论据可证,而只有糊涂的浑说。这显然是为掩盖抄袭的痕迹而造成的弊端了。 《论》:“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相济,方为懂劲。” 这样的表述,最大的可能自然是得益于师父传授的;因为口传是没有文字依据的,自然不用担心有抄袭之恶名了。 《纪效·卷之十二》:“更有阴阳诀,请君要熟识。”又云:“山东、河南各处教师相传杨家枪法,其中阴阳虚实之理,与我相同。其最妙是左右二门拿他枪手法。”“其最妙者,只在一得手之后便一拿一戳,如转圆石于万仞之山,再无住歇。”戚氏的阴阳论述是融汇于技术势法的应用之中的,阴阳相济之势自然成得心应手之便利。 《周子全书·卷二》:“易者,交错代换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间,阴阳交错,而实理流行,一赋一受於其中,亦犹是也。” 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夫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与。”“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太极之真奥”。“故动中含静,静中含动,动静之间,”“互为根蒂”。“动静通于法象”,“阴阳通于气机”。 老子《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负阴抱阳”自是阴不离阳,阳不离阴,“冲气以为和”的相济之势,是以方可为教义(益)之主宰(教父)。 《黄帝内经》:“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因而和之,是谓圣度。” 《论》:“懂劲后愈练愈精,默识揣摩,渐至从心所欲。” 即已达到“阴阳相济”的“懂劲”,似乎已可有“从心所欲”的变化之境。而欲精益求精者,“默识揣摩”并无不可。而其后的境界则应是神化无方的忘境,亦即“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应是属于极高的修炼境界,是淡然清静无为的境界。若能达此境界,则长寿已是必然的结果,可惜的是武禹襄门的实践,皆不能证明他们的方法技术可以达到如此的境地,更遑论后继者呢。 《论》:“本是‘舍己从人’”, 此为常见之成语。源出《尚书·大禹谟》:“稽于众,舍己从人。” 《孟子·公孙丑上》有云:“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而从武术、甚至行世的原则上讲,似乎并非妥善之论。要不然也不会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说法了。《孟子》的“舍己从人”也只是“舍”了一部分时间和方式而已,说明白了也就是“从”而不舍。要不然也就不是大舜了,也就不是“乐取于人以为善”了。还应该是说荀子之说比较直接爽朗:“柔从而不流”(《荀子·不苟篇第三》)者是也。要不然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我也就失去了自主权,没有了自主权你还能胜过有自主权的么?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武术实际应用上说,只能以“柔从而不流”的方式而达到“乐取于人以为善”的方是,决不可失去自我。“舍己从人”之既不当,岂非“舍近求远”乎!而“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岂可不省乎。 《论》:“多误‘舍近求远’。” 此为人人皆知的成语。源于《孟子·离娄上》:“道在迩而求诸远。” 《后汉书·臧宫传》:“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 《论》:“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学者不可不详辨焉!是为论。” 学者若不辨之,尚可糊涂盲从;学者尚若能辨别之,则可就是一文不值的了!真“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也,“是为论”差矣。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
本贴转之清玄散人著《拳经洞微》一书。此书11月底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书的姊妹篇《拳经洞极》1999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转帖者:清玄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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