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应生先生的西藏往事

云萍

2007-11-22  西藏旅游杂志　
“如果留在西藏,我还要发出更大的能量！”
——梅应生先生的西藏往事
梅应生/口述
盛邦/整理
他是一位太极大师,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挖掘丹道太极拳的精髓,为保存传统太极拳的精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不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在西藏工作了20多年的老军医。他于上世纪50年代初进藏,70年代初不得已离开。他的医术和才华为他在后藏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他的名字在后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就是梅应生老先生,后藏的藏族同胞亲切地称他古苏马嘎阿布吉拉(班禅独立警卫营的卫生所长)。
我从小在乐山长大。抗战的时候,武汉大学迁到了乐山,我有幸进入武汉大学附中读高中,同批进校的学生素质都很高。1950年,我进入了刚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的卫生学校学医。
艰难历程——从甘孜到西藏
1950年,当时我18岁。为了进入西藏,十八军被派到甘孜修建机场,于是我随军到了那里。
关于甘孜机场,现在已少有人知道。但是,在甘孜的那段日子却是我们进藏过程中最艰苦的一段,许多同志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修建机场的劳动量很大,一天要连续工作十几个钟头。很多战友年纪都很小,有的连20岁都不到。
在这种高强度的劳动下,最基本的食宿问题却无法得到解决。因为蔬菜供应不上,缺乏维生素,战士们营养严重不足。吃的米从下面运来,没有地方存放,只能露天堆着,下雨时被淋湿,天晴又被风干,这样反复淋湿风干,加上霉变,等到吃的时候,大米已变成了蓝色。就是这样的大米,还没法煮好,甘孜海拔高、气压低、水的沸点低,煮的饭最底下一层是糊的,最上面一层是稀饭,中间的一层是夹生饭。
住也是一件很恼人的事情。部队必须严格执行民族政策,不能借住民房,我们只能在山坡上挖窑洞,建营房。窑洞里是没有床的,为了防水,我们将树枝铺在铺盖的下面,下雨的时候睡在上面,能听到雨水从身下流过的声音,早上起来往往满脸都是泥浆。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很多战友都生病了,特别是维生素缺乏病很多见。有的战友缺乏维生素A患上了夜盲症,一旦太阳下山,就看不见一点东西,为了安全,大伙儿晚上只能手挽手地行走。针对这种状况,上级下达了捉田鼠、麻雀补充维生素的指令,因为动物的肝脏里头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我自认为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常常一个人拎着小锄头,提着水壶,揣着两个馒头就出去捉田鼠。那个田鼠不容易捉呀！狡猾得很,长得就像小兔子。你一眼望去,觉得到处都是,当你走到跟前时,它就全都躲到洞里没了影。我拿起锄头挖,挖了好久都挖不到,它的洞子又深又多,你在这边挖的时候,它就从其他的洞逃走了。我觉得用水灌可能会奏效,就跑到远处的营地借来了帆布袋子,老远提一袋水灌下去后,几秒钟就被土吸干了。折腾了好半天,一个田鼠都没有捉到。我不知道回去怎么汇报,就坐在草原上哭了。
在甘孜我们修机场一共修了8个月,确实很苦啊！2000年,十八军卫生学校建校50周年的时候,很多战友回忆起这段历史都还是忍不住要流泪。可在那时谁也没觉得苦,因为大家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热情一下就迸发了出来,个个干劲十足。机场修好后用了一次就再也没有用过了,现在应该已经湮没在了野草中。
1951年,十八军折回邛崃休整一段时间后,正式开进西藏。我从邛崃途经拉萨到达日喀则,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部队到了西藏驻扎下来,开始自己动手解决蔬菜的供应问题,所种的作物只限3种：莲白、土豆和萝卜。
西藏的气候特别适合蔬菜生长,肥源又充足。当时的藏族人民还没有施用粪肥的习惯。头年冬天,我们刨个大坑把粪肥收集起来放在里头,然后在上面盖上土,等到了第二年5月,我们在盖好的粪坑上挖一个个的小洞,把蔬菜种子放在里面盖上土、浇上水,到11月份的时候,蔬菜就长成了。
我们种的蔬菜比在高原下的蔬菜要大得多。特别是莲白,可以长到好几十斤一个,直径可达两尺,一个大人站在上面也不会歪斜。收好的莲白就靠着营房的土墙堆起来。西藏寒冷的天气让莲白冻结在了一起,要吃的时候,就用铁锹铲一块下来。
冰冻的莲白和变质的肉罐头和在一起煮,就是我们每餐的伙食,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它的气味,那是一股泔水和马尿的混合味道。
民族医疗——从平民到贵族
我是一个军医,原是为军队服务的。为了解决西藏人民长期缺医少药,有病得不到医治的问题,上级要求我们开展民族医疗,给藏族同胞治病我们分文不取,对住院治疗的同胞还管吃管住。
高原上有几种常见病——绦虫病、肠梗阻和阑尾炎。这些病如果得不到手术治疗是很危险的。我就经常做这类手术,比如绦虫病手术。绦虫原是一种通过牲畜传播的寄生虫,身体很长,可达1-2米。它们通常寄生在人的肠道里面,没有多大危险,但是一旦进入人的肝脏和脑部,情况就严重了,这就是所谓的肝包囊虫病和脑囊虫病。肝包囊虫病会引起腹水,不论男女,肚子都会胀得比孕妇还大,腹水会造成胸腹压力改变,引起心脏衰竭,这就要求马上进行手术,把腹水抽出来。我做的肝囊虫病手术不计其数,基本没出过什么问题。肠梗阻也是很危险的病,如果不进行手术治疗的话,患者可能会疼得休克,甚至死亡。
卫生所的民族医疗只是整个民族医疗的一部分,很多时候医生们是要下到村子里去的。我们这些背着带红十字药箱的军医在村子里是很受欢迎的。村民们看到我们来了,纷纷跑出来,很远就喊：“阿布吉拉勒索(医生来了)！”因为有病常年得不到医治,他们把免费给他们治病的我们看得像神一样。
在下村子看病的时候,我的针灸技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十八军卫生学校的时候,我学针灸是全校学得最好的。后来,我又有幸得到一位老军医的指导,那位老军医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医,他的其他医术都很一般,唯有针灸厉害得很,我从他那学到了很多东西,看到了很多珍贵的针灸经典,因此,我才有这么棒的针灸技术。藏族同胞把针灸叫做干针,他们特别信赖我的干针治疗。有的藏族同胞患了神经性头痛,痛得直拍头。我一两针下去,症状马上缓解,十来分钟就全好了。他们觉得简直就神了。找我针灸的藏族同胞往往是排成一排一排的,我忙都忙不过来。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病都适合用针灸来治疗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先说明后开药。由于藏族同胞对我们医术的信赖,治疗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有一次,我们卫生所的一位小同志,遇上了一位难产的孕妇。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给那个孕妇开了一些酵母片,吃下药片后,孕妇紧张的情绪马上就平复了下来,在全身放松的情况下顺利地产下了婴儿。
作为军医,我在藏族同胞中特别有威望。因为第一我懂得藏话,第二我是班禅独立警卫营的卫生所长。见到年纪比我大的妇女,我就叫她们阿佳拉,男的就叫他们阿舅拉。他们听到都很高兴,就叫我古苏马嘎阿布吉拉(班禅独立警卫营的卫生所长)。班禅大师当时给我封了一个五品官,月俸禄是200多块大洋。
在班禅独立警卫营工作,让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西藏的贵族阶层。班禅的吉扎沙让(宰相)就住在我们独立警卫营的隔壁,他的儿子是个聋哑人。吉扎沙让让我给他儿子看病,我用针灸治疗了两次,他儿子的听力就有所恢复,能够听到屋外马车经过的声音。后来,没等我把吉扎沙让的儿子耳聋治好,我就被调离了日喀则。
文艺创作——从文学到民歌
我觉得懂藏语让我在西藏获得了很多好机会。自治区政府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我被派去招收独立警卫营的藏兵,当时招收士兵没那么严格,一般来说,先看看身体合不合格,再看是干什么的。藏族人民很淳朴,三两句话问下来,情况就清清楚楚了。他们有的是被领主逼得没有办法才来当兵的,背上、屁股上到处都是皮鞭印。
我和独立营的藏族兵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会说汉话,多叫我梅勒……(其实是叫梅卫生所长)。我后来干脆取了个藏族名字,叫巴桑,他们高兴得不得了,觉得一个汉人军官取藏族名字是对他们莫大的尊重。
藏族士兵有话也愿意向我倾诉。独立营有一个小战士叫罗布,他把他从小到大的经历说给我听,我把他的事迹整理起来写了一本《家史》。一次,解放军报的记者薛毅来我这里,看到我写的材料觉得非常好,就把它带到北京交给黄宗江。后来,薛毅告诉我,黄宗江把我的《家史》艺术化加工后,拍成了电影《农奴》。我看了那部电影,里面的故事和罗布的经历一模一样。
根据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很多一手材料,我写了很多报告文学。一个叫平措的藏族小战士,才19岁,就单枪匹马打死了一头金钱豹。那头豹子把一个村子的人畜都咬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人也都逃散了。部队上下了死命令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小平措拴了一头牛在那里等豹子出现。等了好几天,豹子终于来了。平措一枪就打中了豹子,但未中要害。还没有来得及把第二颗子弹上膛,豹子就向平措扑了上来。受了伤的豹子厉害得很,尾巴像铁棍一样,打得地上的石头乱飞。情急之下,平措将手中歩骑枪的刺刀一下扎到了豹子的嘴里。借着这个机会他把子弹推上膛,开了制胜的一枪。枪膛里的气流全都灌到了豹子的嘴里,它的心肺顿时被气流胀碎了。方圆几里内的藏族同胞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感谢这位小英雄。
后来,我把平措的这个事迹写成了报告文学发表在了《高原战士》杂志上,取名叫做《小平措大战金钱豹》,这篇文章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作品二等奖。那时候我写的很多文章,都是珍贵的资料,可惜的是,文革的时候被人收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还给我。
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而后藏人民的歌舞又是藏族人民中最好的,在日喀则的班禅独立警卫营,我经常能听到战士唱民歌,听到好的就记录下来,然后自己加工,久而久之就收集了几百首。我以战士的名义在报刊上陆续发表,有的在人民日报上,有的在人民文学,反响都很好。总政治部派人调查,查到我这里,于是决定要把我的几百首民歌以民歌集的形式出版。一切都进入计划中,文革却开始了。
文革命运——从军医到厂医
文革中我被军队炒了鱿鱼,罪名是我写的两首民歌中有诋毁毛主席的句子。其中一句是这样的：“向着祖国的心脏啊,祝毛主席身体健康；万岁、万岁,中国共产党！”他们说这首民歌把毛主席的档次降低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你梅应生只祝毛主席身体健康,那不是降低毛主席的档次又是什么。还有一句是这样的：“阿妈织出亚卡普(一种帐篷),您带回北京好遮荫。”这句被说成是我要遮住毛主席的光辉。我真是百口莫辩啊！
那个时代就是那样,有些人没事干总要给你强加罪名,加上我的家庭出身又不好,哥哥是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就更是他们重点打击的对象。那时有这样的说法,“五?一六”以后有很多黑点在全国散布,这些黑点组成一条又长又粗的黑线,而我就是日喀则最大的那个黑点。其实我哥哥是我党派到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文革后我哥哥被平反了,我却没有得到平反。
我喜欢西藏呀,原来是打算在西藏干一辈子的,连我的女儿都有自己的藏族名字。当地的藏族同胞也很喜欢我,曾经有几个老妈妈问我：“小伙子你是哪里人呀？”我说我是四川人。“你们四川这么好,你怎么不回家呢？”我告诉她们等我把西藏建设得像四川一样好的时候我就回去了。“你不想你的妈妈吗？”我说,“你们不就是我的妈妈吗？”她们听了感动得不得了,握着我的手,很紧,很紧。
我复员的消息传出去后,就有藏族同胞跑来说,你不要走,你到我们村里来,我们大家修栋房子给你住,你不要走。我们家的藏族保姆更是哭了好几回,但军令如山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1970年,我和我的爱人回到了乐山,我进入乐山制药厂当厂医,此后30多年再也没有踏足西藏。我常常想,要是继续留在西藏的话,我肯定还能发出更大的能量,我的医术也肯定还会为藏族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贡献。
《西藏旅游》2007年第4期 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