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均生大弟子——何淑淦太极人生3

盟太极

    那年代，北京各界的许多名流，都接受过陈发科的太极拳术、剑术的指点，如今活跃在世界上的每个陈式太极拳的名家大师，几乎全都是陈发科的弟子与再传弟子。在洪均生的弟子中，何淑淦是唯一接受过师爷指点的人。陈发科的武德及功夫，在近代太极拳界，是很少有人能与之媲美的。作为太极拳的泰斗，他口碑甚佳。在太极拳界，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他许多德艺双馨的感人故事。他虽未走出过国门，但为太极拳的传播，做出了世界性的贡献。我们呼唤太极拳界更多的来者，能继往开来，继续担当集中华民族多元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一体、能雅化人们情操修养、并具有巧妙的攻防技术和健身功能的国粹精华——太极拳的传承重任。

    师爷的亲授，使何淑淦进步很快，但老一辈的武德教育，更使他终生难忘。

    由于有陈发科师爷的亲授，加上陈照奎也善于擒拿之术，何淑淦的太极拳技术大有长进，其功夫令一般人不可小觑。

    他说:“1957年暑假，我回到青岛（那时父母移居青岛），在中山公园，有个教螳螂拳的于老师，是位名家，也学太极，曾在青岛市比赛中得过太极拳冠军。他教大人太极拳，教小孩螳螂拳。我住得离中山公园很近，下午五点到晚饭前经常到那里练拳。一次于先生正好在那里教拳，他练的是杨氏拳，练得也挺好。我年轻好胜，看他教太极拳时讲法不对，就凑在那里看他，他和我搭讪说：‘这个小同志练得是什么拳？’我说：‘我练的是陈氏太极’。他说：‘陈氏太极不是失传了吗？’我说：‘没失传。’‘那你跟谁学的？’我说：‘老师是洪均生。’他说：‘没听说这个人。’并说，杨露蝉是跟河南温县陈家沟学的。陈家沟后来就没人练，失传了。我说：‘没失传。’他说：‘你练一个我看看。’我练了几个动作，练到十三式，掩手肱拳，到右转身金钢捣碓。他说：‘你练的是太极拳吗？’我说：‘是太极拳。’他说：‘看起来也怪柔和，但没见过这种练法。陈氏太极就这样吗？’我说：‘是的。’他说：‘跟长拳一样。’我说：‘我这拳是不是太极拳，咱一搭手你就知道了。’他说：‘怎么搭手啊？’我说：‘推推手。’他说：‘你会推手？’我说：‘学了一点，不大会。’他说：‘我学过推手，咱俩试试吧。’一搭手，他想用力推我，我一顺，他摔倒了。他说：‘你这个小孩还不错呢。这个拳还真管用呢。’说着他手法很快，又上来了，结果我上去拿住他，把他封住了。他有个学生，比划一个冲拳动作，说：‘你看这个该怎么办？’说着就上来了。我侧身迎敌，一走，他跪地下了，把鼻子也摔了一下。起来后，他竖起大拇指说：‘厉害厉害，看来真是陈氏太极。’就问我你老师是跟谁学的？我说：‘师爷是陈福生。’他说：‘好像听说过有这个人。’又问：‘你老师跟你师爷在哪里学的？’我说：‘在北京。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我师爷和师叔也给我指点指点。’他说；‘陈氏太极拳没失传真是难得呀！’他问我贵姓，在哪住，我回答了他。

    “第二天，他带了一个姓王的，还有个徒弟叫于太运，四十多岁。三个人买些点心营养品之类的礼物，找到我家。干吗呢？拜师。要跟我学拳！我那时二十多岁，人家六十多岁了。非要拜师不可，说着就跪下了，你不收俺就不起来。弄得我很尴尬。我父亲把他们拉起来，说你想学就在一起研究吧，拜师不行。他是小孩子，才学没几年。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坚持要拜师，很恳切。我父亲说：以后每天晚上公园里有灯，你们在一块练，就半师半友吧。你就喊他名，他就喊你老于哥，你们兄弟相称，就这他就很不应该了，本来你应该是他叔的。姓于的说：‘虽然兄弟相称，但我得认老师。’就这样，我一共在那住了十七天，粗糙的教了他们陈氏一路拳。1958年暑假我又回来给他们纠正纠正。那时我身体素质不错，体重快130斤。感到浑身劲都用不完。看见人就想跟人交手。

    “我在北大上的是五年本科，体育课一星期两节，韩其昌老师教武术，他会太极，八卦和形意，很有功夫。跟他学武术的时候，因为我有陈氏太极拳的底子，所以一学就会。后来，我在同学中成了辅导员，那些同学们就成了我的靶子。韩老师不在，我就发劲摔他们。那几年真是春风得意，年青气盛。”

    “后来，我到济南后，老师听说了此事，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他别是和于老师交手的事，老师批评我说：“于老师五六十岁了，和我年龄都差不多，人家又是名家，不应该和人家交手。想让人家知道，点到而已，不能让别人看见。不能让徒弟知道他败了！从那时起，我吸取教训，开始收敛。回去也没敢跟师爷说起此事。”

    “1956年，我老师到北京，在我师爷那里住了将近一百天，我有时不上课，陪着我老师。他们研究拳，我就看也听。在这期间，我老师说他有个质的飞跃，师爷给他一一纠正动作，一一指点招法。我老师对太极拳的认识和技法提高了一个大的水平。功力也巧妙得很。我老师走以后马师叔跟我说，你师父功夫不简单，我在北京服气的人没几个。我看全国现在除你师爷以外，没有一个能制了你老师的。我说：老师水平就那么高？！我真是感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老师和师爷那么高的水平，但处处谦虚为人，从不显山漏水，这种武德，真值得我学习一辈子。”


    坎坷中的坚持——太极拳使何淑淦学会了如何面对人生。

    “温恭含刚毅”，服从真理，但不趋炎附势，敢于直言，从不文过饰非，是何淑淦的品质。人生有许多需要面对的，许多事情，难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但当你改变不了它时，你就需要学会面对。对太极拳的执着追求，不仅使何淑淦有了强壮的身体，而且具备了很好的心理素质。他有过逆境，但他在逆境中坚持练太极拳，太极拳大宇宙、小宇宙自我协调，寻求阴阳平衡的理论，又给以何淑淦以很大帮助。

    何淑淦告诉我们：“我1960年大学毕业后，经历了一番坎坷的生活，在逆境中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我没有忘记老师、师爷教的拳法。有机会就练，没机会时候心练，睡觉时用脑子想着练，反复过电影想老师怎样教的、它的用法。练成套的机会不多，但机会来了就练几招，这样有近二十年的时间。”

    讲到这些,勾起了何淑淦老师对往事的一段回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我们班有两个的同学被打为极右，送劳教所劳教去了。这两个同学是我们感情很深的好友，彼此很了解，同学们们对两人很同情，说到这事十分难过和气愤，知道这是某些人的打击和诬陷。1959年底，临近毕业时，我们几个同学在议论两个被诬为极右的同学时，认为有必要向党委反映说真相，证明他们都是革命干部子弟，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所提的意见都是事实，是向党反映实际问题的，没有恶意。认为这样，校党委会认真调查了解真相，释放两人回校复课的。于是，就向校党委写了一封请求信，都签上了名。十几天过去没有音信。我们又向党中央写了封同样内容的信，用我们亲眼目睹的事实证明两人反映的情况是确实的，不是捏造污蔑社会主义的。此信也都签了名。没过几天，校党委组织部即团委组织部一起找我们谈话，询问写信的来由和过程，质问谁先提出写信的事，谁领的头，我一口承认是我提的，我起的头。校党委确定我们几人是右派翻案集团，属漏网右派。让我们写检查，交代问题。说也巧，我小学（济南实验小学）时的一位关系亲密的同学，是菏泽地区成武县的老乡，这时在成武教学，因作风问题被审查，组织上让他交代自己八岁以来所做的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时，他交代自己上小学时曾和几个同学反对校长，骂共产党任用小人，有眼无珠。并还交代，因为校长诬赖我们几个同学偷了学校图书馆的书，硬逼我们交还。我们报复校长，在他睡午觉时，砸烂了他住室外的花盆，还拔了他种的萝卜，被校长发现候，在全校师生集会时给我们以罚站训斥的处罚。于是，我们议论如何报仇，说了些对政府不满的话，还写小字告示，揭发校长诬陷好人的罪行。同时我们还向公安局、教育局申冤，告过校长残害学生。由于当时肃反还在进行中，这些事引起了当地政保部门的注意，于是就对我的这位同学严加审问，他在刑讯下夸大事实，说我们是“反校长反政府”的小集团，其中我是主要骨干。这事追问到北大，正好我在被审查中，“翻案集团”和“小集团”合并调查，最后定为“右派翻案小集团”性质，（把我）送劳教所教养。时间是1960年3月，在毕业前夕。”

    “1960年5月，我被遣送到山东省教养所，1961年底被移送菏泽公安处重新审理，经一年半的审查，最后结论是‘年幼无知，没有反革命破坏活动，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无罪释放’。”

    “当时是1963年五月。因当时蒋介石正叫嚣反共大陆，沿海城市人口下方，青岛不接受我的户口，北大强调已过两年时限，已按自动退学处理，不予分配。于是，我被政府安置在菏泽教书。”

    安稳的日子还没过多久，第二次灾难又降到了何淑淦头上。

    他回忆说：“1969年秋至1978年11月。当时我在菏泽教小学，因为被列为黑五类，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揪斗、抄家，从我住室床下发现一张旧报纸，第一版印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伟人像，有污染破损现象，于是说成“侮辱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在揪斗中，还有人诬陷我曾在带领学生游行时，叫学生喊反动口号，虽未遂但动机存在，以证明污染领袖像事件不是孤立的。为此，1970年一打三反时，我被揪送公安局法办，被判刑八年，送菏泽劳改队关押。先是关在分监，后转生建机械厂，一直到1978年底才平反出狱。”

    谈到这些往事，何淑淦老师很平淡，他说：“此事不确。我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而且打太极拳，对什么事都看的很平淡，而且适应性很强，再美好的住处，我也不感到多么好，再不好的住处，也不觉得多么坏，但要洁净，自己要搞好清洁卫生。我蹲监狱，也把住室整理得很洁净，甚至没感到地方不好。”

    这样的心态，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他说，这得益于太极拳文化的修炼。

    他告诉我们：“我蹲监期间，有两种练功方法。一种是端坐微闭双目双手相交于小腹前，先做深呼吸运动；再心练拳架，一招一式“过电影”；然后遐想老师练拳，一招一式进行回忆，仿佛老师在面前练拳一般。第二种方法是每到放风时间（大约有一小时），看守的撤到外面去了，我就可以在室内自由活动了，每次能练两遍一路二路，一天能练两次。到了劳改队后，我每天下工后吃饭前在住室外练一遍。刚到劳改队时不让练，后来和大家熟悉了，有了交情，才敢试着练功，大家司空见惯，也不为奇了。”

    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何淑淦得到了彻底平反。北大给补发了毕业证书，工龄自1960年7月1日起计算。当时北大发文要给他安排工作，但由于他在菏泽教书，口碑很好，当地政府就坚持把他留了下来，安排到大学教书。

    从这时候开始，何淑淦如鱼得水，在太极拳领域尽请地施展着才能。1981年，为了进一步提高，他开始到济南，让洪均生老师改拳架。

    他说：“每年要到济南去一二十次，少的三天，多的两个月，向我老师进一步学习，改我的招法，跟师兄弟切磋，也向他们请教。师兄弟们对我很好，我们互相都不保守，在一起感情很深。

    “1986年洪均生老师80大寿，陈玉霞师姑（陈发科之女）和雷慕尼师叔到济南给老师祝寿，在济南住了23天。在济南，师姑看了我练的老师教的陈氏太极拳老架，很高兴。我又练了老师后来改的新架，我师姑对雷师叔说‘淑淦练得很轻灵，协调的很好，很有老师的风味’。并说：‘你现在调到菏泽去了,你可以在菏泽教拳，发扬我们的陈式太极拳拳法’。洪老师对我说：‘我非常希望你学多少教多少，谁来学都可以教，教学相长吗？’”

    于是，自1986年开始，何淑淦正式开始了他在菏泽教拳的生涯。像滚雪球一样，规模越来越大，从小学生到政府官员，学员遍布各个行业，何淑淦的名字也紧紧地与太极拳联系在了一起。从在公园里整地教拳，到菏泽市陈式太极拳洪均生拳法研究会的成立，菏泽太极拳的习练者原来越多。太极拳演练，成了菏泽一道亮丽的风景。菏泽的拳友们，经常出现在全国各地太极拳活动的舞台上，为宣传菏泽，推动当地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何淑淦，如今已近耄耋之年，但他仍有鸿鹄之志，他仍在殚精极虑，继续书写着他的太极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