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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马明达教授对于许禹生的评价: 许禹生是大家熟悉的太极拳家,《全书》页554为之立传。头衔跟大汉*马良一样,也是“武术教育家”。许卒于1945年,而传文采取与马良相同的处理方法,写到1937年抗战爆发为止,不写他在敌伪统治时期的严重失节行为,相反还煞有介事的讲了一番许在上海“成立刀术速成班,传授刀术,为抗击日寇输送将士。”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不妨翻开一本叫《参加东亚运动大会中国代表团报告书》的书。它是汪伪体育刊物《中国体育月刊》第一期的“附录”,各地图书馆多有收藏,读者可以查阅核对。
1940年5月间,正当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的时刻,军国主义的日本为庆祝立国2600年,特举行“东亚运动会”,邀请所谓“友邦”如伪满、伪蒙、汪伪等“国”派团参加,以示主奴“亲善”。汪伪尊命组成“中国体育代表团”,于5月26日赴东京参加,6月20日返回。事后由汉*褚民谊、徐英之流写成这本书,恬不知耻地记录了“代表团”赴日媚敌的全过程。
汪伪对此次活动极重视,早在四月初就成立筹委会,大汉*褚民谊亲任主任,许禹生以武术名人担任筹备委员。4月27日华北沦陷区在北京举行所谓“预选”,许又任大会委员,名列日酋坂本信一、冈部平太之下,为十九名“委员”之第三人。5月9日,许禹生以“副团长”身份率领选拔出来的“华北选手代表团”一行67人南下,团长宋介“因公未来”,许禹生实际是全团之首。到南京后,汪伪首脑出面接见,许曾代表全体南北运动员“答谢词”。
可悲的是“华北”代表团67人中,武术竟占了21人之多,是全团人数最多的项目。5月13日在南京举行“全国决选”,褚民谊任总裁判,许禹生任总管理。14日下午四时“国术表演”开场,褚民谊亲临现场“观赛”。实际上参加国术表演的“全体男女选手”,只有许禹生率领的以“北京国术馆”为主的“华北队”,此外只有上海毛某一人,包括南京在内,没有任何别的省市参加。足见沦陷区广大武术爱好者对之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汲汲趋媚者只许禹生和在他误导下的一批门人亲族。“决选”之后,“代表团”拼凑起来,褚逆任总领队,许禹生以“北京国术馆”馆长身份任“国术领队”,“国术队员”入选者12人,除上海毛某外,其他统出自许禹生的“北京国术馆”。5月27日该团在上海乘日船大洋丸赴东京,在日逗留二十多天,至6月23日“华北队”回到天津。
以许禹生为首的一群“国术家”们,实际在日本大受冷遇,正处在军国主义亢奋状态的日本人,对许禹生们的花拳绣腿漠然置之。5月9日下午6时半,东亚运动会闹剧收场,闭幕式上,包括许禹生在内的汪伪代表团全体成员将“丢人现眼”表演到了极致。在日本贵族和军阀的指挥下,各“国”代表:“高唱《君之代歌》,继向宫城遥拜,向明皇神宫遥拜,最后赠给全体选手纪念品。……参加各国选手并高呼万岁,军乐队奏乐,大会旗遂于乐声悠扬中徐徐由旗杆上降下。”
行文至此,令人感愤丛集,心事浩茫……
我不禁要向《全书》主编发问,像许禹生这样的人称得上“武术教育家”吗?他把一批弟子和亲族带到什么道路上?你们选取人物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说实在的,因为已经成了历史,我们似不必将许带领的“国术队”成员的名字一一罗列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是上了这位曾经鼓吹“强民报国”的太极名家的当,也很可能出于以愚昧为基础的“忠于师门”。而作为武术名家的许禹生,他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则是自已一笔一划写出来的,是永远也抹不掉的。不管我们如何为之痛惜,为之困惑,张山主编们如何为之回护并涂脂抹粉,也永远抹不掉。历史就是如此,它的公正往往是以严酷无情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该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